本论文以《圣经》汉译为视角,探讨《圣经》中某些重要词汇和部分内容在晚明的译介情况,选取了《天主实义》、《庞子遗铨》、《圣经直解》、《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和《天主圣教四字经文》等晚明耶稣会士的中文著译作品为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的文本在今天看来虽然只是翻译和传递了《圣经》的部分信息,甚至其中诸如《天主实义》和《庞子遗铨》等文本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译介《圣经》,但是它们是在没有《圣经》全译本的语境中给出了《圣经》中某些重要词汇的中文翻译和译介了《圣经》中的部分内容。研究表明,它们是以传播天主教教义为旨归,以概念阐释、述译、节译和编译等方式翻译了《圣经》中众多的词汇,“折射”了以《旧约》中的创世纪和《新约》中的福音书为主体的《圣经》内容。这些译介为后来的《圣经》汉译做了语言上的铺垫,影响至今。目前汉语《圣经》中的诸多重要词汇均源于晚明传教士的使用,如“天主”、“上帝”、“耶稣”、“圣经”、“福音”、“爱”和“灵魂”等等;同时,这些译介也促进了晚明及后来中国人对蕴藏在《圣经》中的天主教文化的宗教信仰、社会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等知识的了解,这实际上为具有丰富内容和文化意蕴的《圣经》能够进一步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翻译与文化是互动的关系。在宏观层面上,翻译因文化交流而起,反过来又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碰撞和理解;在微观层面上,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总是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体现了译者对文化制约的反应。本论文基本结构和内容的安排正是呼应了翻译与文化互动的上述两个层面。首先,正文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是呼应翻译和文化在宏观上的互动关系,论述了晚明的《圣经》译介与中西两文化交流的相互关系,第一章说明了《圣经》在晚明的译介是因西方天主教教会向中国传教而开始,同时主要基于《圣经》在天主教文化中的使用传统和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认知论述了传教士在晚明译介《圣经》的基本特点,最后一章梳理了晚明中国对《圣经》内容的接受情况,论述了儒释道合流的晚明文化与天主教文化的对话、理解和冲突。然后,其余的四章是呼应翻译与文化在微观上的互动关系,论述了晚明《圣经》译介中的译词选择、内容选择以及文本形式的选择等翻译策略,是译者根据其文化身份、文化价值取向以及当时中西方社会文化现实而做出的选择,这四章是基于具体翻译个案的主要特征,针对性地探讨每个翻译个案主要与某一文化因素的互动关系,即,第二章基于《天主实义》探讨了利玛窦对《圣经》词汇的翻译主要源自其“西儒”的文化身份,“西儒”的文化身份使他选择的译词是以类比儒家话语为基础,以凸显天主教独特文化内涵为目标,论述了翻译与译者文化身份的关系;第三章基于《庞子遗铨》探讨了庞迪我对《圣经》内容进行选择性的述译,是源于他传播天主教信仰的使命,其目的是阐释和传播《使徒信经》,论述了翻译与译者传播信仰使命的关系;第四章基于《圣经直解》探讨了阳玛诺是基于宗教活动的需要节译和阐释福音书的内容,其对经文的节译和阐释体现着译者“天主教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论述了翻译与译者文化价值取向的关系;第五章论述了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涉及艾儒略译介《圣经》的多个文本,分析了艾儒略对《圣经》的翻译受到了中西两方面社会文化的制约,作为传教士,他坚守西方天主教社会文化的传统和教会的相关政策,同时适度地顺应晚明中国的社会文化,其宗旨是重在凸显和传播《圣经》中体现天主教信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