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是中国工笔花鸟绘画史上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宋徽宗赵佶的花鸟题材作品风格独具，彪炳于古代宫廷绘画史。本文以有赵佶押署的若干幅画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所载有关书画著录、绘画政策、美术思想等，着力从审美趣味的角度研究其花鸟画的风格问题，发掘其花鸟画风形成的原因和在绘画史上的意义。 本研究对宋徽宗的审美趣味与其花鸟画创作的关系问题展开具体分析，其特点是：其一、搁置真伪考辨问题，从艺术审美趣味的层面对其绘画风格进行诠释；其二、将宋徽宗的绘画活动置于一个较全面、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将有关创作活动、鉴藏活动、画政几方面结合起来，互为参证，展开读解。 本文认为宋徽宗赵佶的艺术审美趣味是复杂而独特的。“粉饰大化、文明天下”的“花鸟审美”趣味、宣和时期的特殊审美文化、“文人画”观念的深刻影响以及道、儒等多方面的思想观念形成了赵佶“采择”主义的艺术审美趣味。这样的审美祈尚造成了其花鸟画相应的风格特征：一方面、浓丽彩色与清淡水墨双兼，另一方面，工细典丽与简拙野逸糅合。 既有着帝王的身份，又受到士大夫文化的熏染，赵估的创作综合体现出这两方面的情趣特色，总的风格特征是“典雅绮丽”。这一风格的形成有着风格史的脉络，是在宋初黄派“富贵”画风和宋中叶崔、吴画风的基础上综合衍变而来。赵佶花鸟画风的意义在于它最早将文人情趣引入院体画，实现了雅、俗两种审美价值的中和。 中国传统绘画从再现的写实到表现的写意，又由于受到西方外来艺术的影响，经历了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转化的历史变革。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继承本民族的艺术遗产和文化基因，是摆在我们这个时代面前的重要课题。在这种情形下，反观宋徽宗工笔花鸟画富于诗情画意的美学内蕴、风雅的意趣、严谨的造型技巧、优美的色彩表现，对我们思考中国画的当代发展，尤其是在色彩与水墨、工笔与写意的思考维度上，在雅与俗两种审美价值之中和的视阈上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