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是现代派文学产生的摇篮,20世纪初的上海提供了孕育现代派文学的文化语境。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们过多关注我国现代派文学产生的外来背景,忽视了本土的文化资源;过多关注现代派文学的文本研究,忽视了它的文化层面。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探讨20世纪20—40年代我国现代都市文化与现代派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在理路。上海文化是在开埠以后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形成的现代都市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市政体系的完善和人口的不断增长,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语境也随之形成。都市的现代物质空间和娱乐生活是上海文化的主要表征,现代报刊的繁荣和各路文人的汇聚打造了上海作为文化中心的新形象。中国现代派文学是在对域外现代派文学的引进和吸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开放多元的上海文化语境为域外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提供了重要前提和现实基础。30年代,在施蛰存、刘呐鸥、杜衡、戴望舒等人编辑的《璎珞》、《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新诗》等杂志周围结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中国现代派群体——新感觉派和现代诗派。这些具有世界主义文化视野和先锋艺术精神的现代派杂志彰显出开放多元、追求创新的上海文化精神。从文化身份来看,刘呐鸥、穆时英、戴望舒、施蛰存、杜衡等现代派作家群体热衷都市生活、追求艺术创新,体现出上海文化的都市性、先锋性和商业性特征。在东西文化冲突中,他们的身份书写既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想象,又显现出无法摆脱的传统文化影响。在日益严峻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变动面前,他们表露出文化身份的焦虑,并最终导致了现代派群体的疏散和殊途。30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左翼文化运动给原本以商业性为内核的上海文化注入了鲜明的政治性内涵和昂扬向上的活力,这一政治文化语境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派作家的文学选择。在左翼文化影响下,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等象征派诗人从艺术的“象牙塔”走到了革命的“十字街头”;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穆时英、徐訏等现代派作家也一度成为左翼的“同路人”。然而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深入,他们都先后走出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但左翼文化的影响一直潜隐在他们的创作中。在上海文化语境中,现代派作家呈现出不同的都市想象。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在洋场的糜烂罪恶中寻觅五光十色的美”。戴望舒、徐迟、艾青、路易士、金克木等现代派诗人表现了“新的机械文明”和现代都市美学。杭约赫、唐祈、辛笛、陈敬容等九叶派诗人描绘了上海战后的社会乱相。徐訏在洋场与战场的双重变奏中展开了对爱与生命的文化探询。张爱玲用参差对照的手法呈现出战争背景下都市“人生安稳的一面”。开放多元的上海文化既吸纳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性内涵,也传承着东方文化的传统血脉,因而在上海文化的濡染中产生、发展和嬗变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也彰显出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的“现代性”与“传统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