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界为建立译学付出了诸多努力，效果却并不理想。译界所充斥的是盲目实践、空洞理论、“术语的泛滥和思想的贫乏”(Xu，1997)。译论研究走入了“死胡同”“始终在原地兜圈子”，译学也成了“一个未圆而又难圆的梦”(Yang，2000；Zhang，1999)。事实上，传统的译论研究所使用的“描写-分类”法是远不足以建立译学的，毕竟“将蛋糕进行切分并不能让我们分清楚我们吃的究竟是什么”(Gutt，1991；Pym~1)。传统译论那种繁琐哲学式缺乏整体观的研究倾向对需要有整体和宏观意识及理论系统化的译学的建设无疑是不利的。“翻译”是过程和结果的统一体。但是，当前译论研究成果表明中外学者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结果及结果的标准化上了。译论于是就成了谁都可以捏，爱怎么捏就怎么捏的一块橡皮泥。科学的方法应该也对翻译过程，即极其复杂的斟酌与决策的推理过程加以剖析(Baker，2000)。这就是绪论论及的内容。 第二部分是对关联翻译观的述评和扬弃。格特的理论于翻译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明确强调了对翻译过程的研究(Lin，1994；Jang，2000；Meng，2001)。然而，这一理论给翻译所设的标准太低，“译文和源文只是在相关方面相似”，“阐释近似”。人类的认知趋向简化，但是作者作品中的诸如辞藻和修辞等特征在译文中也该得到最佳再现。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和扬弃对等理论。等值论“以文本为中心”，以源、译语文本间的等值作为翻译的目标，这一主张在“以读者为中心”的等效论中得到扬弃。后者一举打破传统译论中静态分析翻译标准的局面，解决了长期以来相持不下的直、意译之争，却因忽视源文审美信息的传递且过分强调读者而造成源文中主要文化信息的走失。所以，如何在“等值”和 “等效”之间寻找“临界点”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了。本文提出 “垠佳对等”这一概念不仅基于这一考虑，也基于它与“最佳关联、’的一脉相承。最佳对等才是译者要达到的目的。如果缺少关联理论的翻译就象“瞎子摸象”的话，那么缺少对等理论的翻译就象“瞎狮子在沙漠里寻找水源”一样。 理解与表达是翻译中存在着对立统一关系的两个过程。第四部分借用认知心理学的Means一Ends Strate盯(Haberlandt，一()。4)、电气和计算机用语叩timum filter， optimum codes来阐释翻译的手段、步骤(2一2)、过程、语码和目的等。源文在各个牛骤经过最佳过滤之时，译者就该在潜在的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并利用最佳语码对头脑中的表征进行升华，实现最佳对等。所以、将对等理论与关联理论相结合，建立首尾一致的、涵盖翻译过程与结果的译论来阐释翻译就成了无可辩驳的结论。本文提出的理论模式涵盖的范围更宽，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拜一有最佳合理性。 结论部分借用玄学派诗歌的经典妙喻“圆规”(compasses)栩态喻翻译中的三个酶母(meme)间的关系。古人云:凡事须由比l险、得其法，方能终其果。翻译也不例外。翻译研究科学与否就诌对翻译的‘·道”、‘·法”和“果”的研究全面与否。建立在这一基石之上的译论研究才是完整的、系统的和科学的，译学的建立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