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翎创作的研究领域,“路翎创作‘欧化’”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共识。最初对路翎进行“欧化”命名的是胡风,这点在路翎回忆胡风的文章中得以印证——“胡风说,我的小说采取的语言是欧化的形态”(《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当然,这一论断也并没有凿实,胡风只是在指导路翎写作的过程中提到他创作语言的问题,并指出路翎的这种写作方式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但胡风的“点名”以及新文学有史以来争议不断的“欧化”创作问题,自此得以交汇,并建构出了路翎创作“欧化”的言说传统。当然面对自己创作语言所引起的质疑,路翎进行了辩解,并强调精神奴役的创伤导致了语言奴役的创伤,所以需要用“趋向知识的语言”来反抗这些奴役。虽然路翎本人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创作语言是欧化的,但“路翎创作语言欧化”却成了一个路翎研究的基本结论,而其“欧化”创作研究也在不同层面上相继展开。再谈路翎创作的“欧化”问题,也是因为路翎创作的“欧化”在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成为了“问题”；除此以外,再论路翎的“欧化”,也是基于秉持着“欧化”在路翎创作中需要被问题化的观点。“欧化”意义的流动性、模糊性,使其在文学领域内产生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当然也同时带来了对其理解的复杂与困难。进一步说,当我们在四十年代谈论“欧化”的时候,和二十年代谈论的“欧化”是否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谈论路翎的“欧化”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本文试图将“欧化”作为切入点,将路翎放在“西方文学传统”、“新文学传统”、“左翼文学传统”之间,梳理路翎创作的“欧化”与四十年代“民族形式”建构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作为现代文学传统的“欧化”。在语言学层面,作为中国第一个对欧化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王力先生认为,所谓欧化语法就是“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中国新语法”。若以王力先生的标准衡量路翎创作,路翎小说语言是欧化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欧化”倾向可追溯至明末清初,“五四”新文学的诞生、发展更是脱胎于欧化。到了四十年代,文学语言、艺术风格上的欧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融嵌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但不同时代欧化内涵的差异,使四十年颇受争议的路翎创作的“欧化”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第二章,路翎语言的“硬”造。从晚清的翻译开始,音译的外来语、与新事物相对应的新词汇就不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现代文学中的生造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这些外来语、新造词源于欧化,在不断的传播、使用过程中经历淘汰、筛选,最终被固定下来,融为现代汉语发展的一部分。路翎创作中有大量的生造词存在,这也是他语言呈现出“阻滞”、“生涩”面貌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路翎的生造词显然不是林语堂那种“幽默”式的造词,并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汉语的“新词”,那么路翎语言上的生造该如何解读是这一章要解决的问题。第三章,路式复杂长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路翎被指认为“创作语言欧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容词、副词的堆砌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复杂长句的大量使用。句子增长,是现代文学欧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创作中均有所体现。例如,左翼作家们在三十年代虽然推崇文学大众化,但他们创作中的欧化现象也是非常明显的。四十年代路翎创作中的复杂长句,无论与前辈作家还是同时代作家相比,都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个人风格。本章试图在现代文学欧化传统下,对路翎的复杂长句进行解读。第四章,路翎的“心理”化人物情绪抒写。四十年代对路翎创作的批评,直指其“欧化心理笔法”；“歇斯底里”与“不健康”的病态心理描写,是路翎“欧化心理笔法”的主要表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对路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路翎这种刻意的病态心理刻画并不是陀氏技巧的仿拟,他意在借助这种新文学欧化传统下的心理描写,对其笔下的人物进行“精神挖掘”,对人物“激烈的心灵纠葛”进行揭露,在作品里“革”生活的“命”,以反抗旧时代、旧事物的精神奴役。但四十年代左翼大众化的文学理念,提倡挖掘民间资源进行创作；在人物形象塑造、心理描写方面,推崇英雄式的农村“新人”形象塑造,心理描写要“素淡”平实。而路翎这种病态、矛盾的心理描写方式,显然与左翼文学发展思路相龃龉。第五章,“知识语言”：路翎的“民族形式”建构。四十年代,向林冰曾指责路翎摒弃大众语言的优美,把工人写成小资产阶级。而路翎认为,工农劳动者也有自己的“知识语言”,不是方言土语,但因为羞涩自卑或是认为这是上层阶级的语言而刻意不加使用。这种现象是精神奴役创伤所造成的语言奴役创伤,而路翎创作中的“知识语言”便是对这种创伤的反抗。伺时,在战争背景下的“民族形式”建构中,“知识语言”也是路翎为“民族语言形式”探寻所进行的积极尝试。他试图在新文学欧化传统下,与左翼文学传统相结合,建构一个能够实践得更为深远的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