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日泰平械款交涉问题缘起于民初湘日军购合同纠纷,涉及张敬尧、北京政府、湘省政府、湖南华洋筹赈会、日商泰平公司、日本政府与日本陆军等多个方面。民国七年(1918年)/日本大正七年,湘督张敬尧向日本军火商泰平公司之代理店天津大仓洋行购买军火,张在交付五十三万余元购械定款后,日方迟迟不交军械,中方就械款问题多次与日方交涉。张敬尧督湘时要求日方“废约退款”,裭职留仕后又要求“遵约交械”,张离湘后委托段皖北政府与日方交涉,要求“退款”,日方均以“待中国和平统一”为由,回绝了张敬尧与北京政府的要求。湖南爆发“辛酉旱荒”后,承准将泰平械款作为赈灾款的湖南华洋筹赈会,请求直系执政的北京政府向日方交涉,日商表示“此事为政府行为,商家无法干预”,拒绝退还械款,日本政府则以“械款与赈灾款相互独立,不能混为一谈”为由,回绝了中方的要求。张敬尧要械或款,湘省与湖南华洋会要款,北政府想扣械归己,交涉主体众多,交涉目标差距太大;日方受限于且依据公使团不准军械售与中国的规定,以械款交涉需张敬尧、北政府及其陆外两部、湘省政府、日本政府及其陆外两部八方同意为借口,既不交械,也不还款;交涉无果而终。湘日泰平械款交涉及其结果,体现了民初央地关系、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府与军部关系的微妙复杂。械款交涉久拖不决,反映出中国因内政不统、国力衰弱,被迫对日“委曲求全”,无可奈何;日本虽明面主张“对华亲善”“不干涉”等外交方针,但实际上既不交款,也不交械,其侵略本质暴露无遗。为达南阻北拒之目的,湘省实行自治,意图独立,实悖于自治风潮裹挟之下的北京政府之远谋,央地关系非常微妙。是否对华交械,则将日本政府与陆军因外交思想不同而造成的“双重外交”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