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科是通过意志哲学的门槛跨入诠释学研究领域的。在意志哲学阶段，利科运用现象学意向性分析的方法描述人的意志和情感经验。随着研究的进展，现象学的方法逐渐显露其局限。在描述人的恶的现实经验面前，本质描述显得有气无力。这就要求一种方法的转变。由此，利科转向了诠释学。这一转变具有某种必然性。这一必然性来自于利科遵循的反思哲学基础。这一反思不是直观，而是具体的反思。它宣称自我理解只能借助于对世界文化符号的解释。由此，利科就面对着来自诠释学领域的问题的挑战。说明与理解，认识论和存在论之间的对立，激发利科探寻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这就是将文本问题置入诠释学的中心。文本是由书写固定的话语。由于书写，文本获得了自主性。文本的意义摆脱了作者、原初听众以及其所产生于的社会心理环境的束缚。书写悬置了文本对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直接指称。从而使文本获得了间接指称的功能。这就是“文本的世界”。这一世界是我们能够居住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它是一个被筹划的世界。解释就是文本世界的显现。自我理解就是对文本世界的占有，就是将自己放置于文本的世界面前，接受一个放大了的自我。通过将说明方法放回语言学领域，利科尝试着调节说明与理解的对立关系。理解并不排斥说明，而是将说明作为通达文本解释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