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管辖(exorbitant jurisdiction)是在特殊的国际环境、各国涉外立法的独立性及国际交往的需要等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是各国在创设管辖权规则时试图扩张本国管辖范围的必然结果。很多国家都在本国的国内法中确立了过度管辖规则,但叫法迥然不同,甚至各自形成了一国法上特有的管辖权规则,究其本质,它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扩大自身的管辖权,从而在国际民事诉讼案件中争取作出对本国当事人利益有倾向性的裁判。由此可见,过度管辖倾向于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歧视性对待外国被告,会影响跨国交往的良好进行,破坏安定和谐的国际秩序,不利于国际间民商事关系的协调发展。国内外学者和官方机构开始意识到了过度管辖带来的这些弊端和其严重性,被严重侵犯主权和利益的国家纷纷开始抵制滥用过度管辖权的行为。要对某一事物合理与否进行判断,首先需要有一个“标尺”,即国际公认的判断标准和具体情形,而在过度管辖这一问题上,无论是各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国内外学者的讨论中,都没有涉及到如何来判断一个管辖权是否过度的具体方法。于是,各国就自然而然的以本国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最大化为基础,一边积极扩张本国法院的管辖权,一边恣意解释他国法院行使的管辖权,这种不一致的做法会导致过度管辖界定上的混乱。依据过度的管辖权依据作出的判决不能得到作出国以外的国家承认与执行,同样的,本国法院认为别国滥用管辖权作出了判决,也不会承认与执行该判决,这时当事人就失去了救济途径,因此,界定和判断哪些管辖权属于过度的、不合理的、影响国际交流合作的,成为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在国内、国际两个视角上审视管辖权过度的问题,努力协调和解决管辖权过度扩张带来的矛盾冲突,尽量消除其负面影响。国际上一直以来都秉持国际礼让、互惠等学说,通过不方便法院等原则对过度管辖进行规制,一些公约中通过规定过度管辖和其例外的方式试图规制缔约国的过度管辖,如《布鲁塞尔公约》中通过清单的方式规定过度管辖,以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排查。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国际协调机制的完善,很多国家都开始完善国内法的规定,明确列举禁止的过度管辖权依据,在跨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也对过度管辖进行规制,力求和国际上的做法保持一致。即使这样,许多过度管辖规定仍然在被许多国家的国内法继续适用,还影响了海牙判决项目的顺利进行。在各国的共同努力下,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终获通过,这是国际纠纷解决领域和限制过度管辖权的重要突破。我国立法中对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规定不够详尽,虽然司法实践中的滥用现象并不严重,但在2019年公约通过这一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当及时调整国内法的规定,发现我国可能构成过度管辖嫌疑的规定,坚持应有的中国立场,完善我国的涉外管辖权规则,促进“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交往,致力于建设一个国际争端解决中心。在矛盾中尽可能地充分协调才是明智之举,我国可以通过完善立法、灵活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等方式,完善国内和参与国际双管齐下,对过度管辖进行规制,与国际公约相衔接,适应并促进判决的全球流通趋势,创造有利于外国民商事判决自由流通的法律环境,推动中国的法律文化走向世界,引导国际社会深入了解我国的司法体制,树立公正审判的大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