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记》是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由鸭长明所著的随笔集，成书于1212年。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一同被誉为日本古代“三大随笔”，作为一部流传千古的名作，《方丈记》对日本的文学、历史、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作为日本文学史上能够代表中世文学的古典文学著作而流传至今。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关于《方丈记》的相关研究不胜枚举。其中关于作品主题独创性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永积安明的消极悲观主题论；二是西尾实的积极主题论。永积在研究中提到：“《方丈记》全篇无处不流露出否定现世、消极的世界观，表达了对世事无常的强烈的悲观情绪，文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肯定和乐观色彩。连续重叠的文章结构、清晰明快的逻辑阐述，无不深化了这一无常观主题，从而使作者否定现实的文学精神具体而又明确地流露出来。”永积认为：《方丈记》无论是序言部分对人世间的感悟，还是中间对天灾人祸的描写，及至结尾部分对出家生活的感悟和无法摆脱世俗的矛盾心理，无常观始终贯穿于整部作品之中。这部作品只强调自然和生命的生息转化过程中的消亡面，而并没有着眼于“生”这一积极面，因此，《方丈记》可以称之为一种消极悲观的哀诉和维持对策。与之相反，西尾将《方丈记》的主题界定为“探索在虚幻无常的世界上如何生存的人生记录”。即序言开头明确流露出的无常观的咏叹同结尾的自我反思前后呼应，而恰恰是这种自我反思，让作者开始探求自我的不彻底，同时，还略涉及到原因之所在，究竟在于社会还是自我，最终求之无果。此外，也有部分学说论述了《方丈记》在文章结构和思想方面与其它著作的关联。德田美荣子在“白乐天的《池上篇并序》与鸭长明的《方丈记》之比较”一文中，将两篇文章从文体、成书年代乃至字数方面做了细致对比，同时还涉及到了《方丈记》和两篇《池亭记》（兼明亲王的《池亭记》和庆滋保胤的《池亭记》）的比较研究。庆滋保胤是平安时代中期的汉诗人，被誉为“日本隐士文学的鼻祖”。他所著的《池亭记》由前后两篇组成，前半部分描写了都城西侧人烟稀少以及右京日渐荒废的景象，文中还提及了源高明的命运。与西部的衰颓截然相反，都城东侧的左京熙熙攘攘，人们络绎不绝。但贫富差距较大，贫苦的人们在寒舍中喜怒皆不敢言，过着劳心伤神的生活。承上，文章的后半部分对贵族社会进行批判，并向读者呈现出自己怡然自得的池亭生活。在研究史上，关于《方丈记》是《池亭记》的翻版的说法屡见不鲜。比较两部作品不难发现，在文章结构、措辞表现等方面，《池亭记》对《方丈记》的影响确实显而易见。但我们决不能为此便将《方丈记》视为模仿文学、抑或二流文学。《方丈记》中，鸭长明的匠心独运和细致推敲随处可见，无论是在主题的设定方面，还是文体以及内容结构的安排方面，两部作品在文学层面上的意义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因此，本文选择现存《方丈记》文本中被称为鸭长明真迹本的大福光寺版本为样本，以《池亭记》和《方丈记》的对比研究为切入点，挖掘并探讨了《方丈记》的独到之处。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从文章内容和措辞表现入手，比较并分析两部文学作品的共通之处，主要以表格形式做对比研究。第二部分以作品的构思为出发点，从主题、内容结构以及文体三个角度出发，比较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并重点比较分析两部作品的不同点。第三部分结合两部作品的成书时代背景以及两位作者的各自生活史来阐述两部作品之间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必然性。最后着眼于《方丈记》的独特性，探讨《方丈记》时至今日依然能够引发人们长久的共鸣，并为人们视之为文化瑰宝的魅力之所在。作为结论，虽然鸭长明的《方丈记》深受庆滋保胤的《池亭记》的影响，但正由于《方丈记》是在主题、内容以及文体之间保持着紧密的必然性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因此它较之于《池亭记》，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文学意义层面都要略高一筹。同时《方丈记》全篇以末世思想和无常思想贯穿始终，灵活运用倒装、对仗以及比喻等修辞手法，作者对汉诗文的古典名句信手拈来，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文章中，全篇朗朗上口，措辞简洁明了，无一丝一毫的冗杂和赘余，面向读者直率而又清晰地吐露自己的心声。总而言之，《方丈记》绝不是模仿文学、抑或二流文学，而是凝聚了鸭长明的心血和匠心的再创作。也正因如此，作为一部流传千年的名作，为人们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