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学者对于庄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的内涵和逍遥义的解释十分重视,学界观点莫衷一是。本文梳理相关文献,根据对《庄子》原文解析,综合论述庄子“小大之辩”和逍遥义,力求对该方面的庄学研究做出补充。本文第一章绪论部分介绍了“小大之辩”在庄子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并对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与逍遥义的研究情况进行了综述。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庄子之前以及同时代的人在现实语境中对“小大”问题的讨论。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根据国力大小来规范其他各方面的大小,战国时期,纵横家由国力大小、强弱的变化关系而提出“合纵连横”方针;孟子在各国实力趋于稳定的时候,抛开国力大小问题,而上升到谈论人之“大体”“小体”而引出人的“德”之大小;邹衍从极限的角度来诠释大小,设定“小”与“大”之间可运算的量化关系,并将这种运算推向极限和无限。现实社会中对“小大”问题的普遍讨论,是庄子提出“小大之辩”的现实基础。第三章论述了庄子“小大之辩”的哲学化。首先介绍惠施从“至大”“至小”两个范畴对“小大”进行了论述,惠子通过说明“大一”“小一”在绝对性上的相同,消除了“小大”的现实意义;庄子则在惠子的思想上更进一步,以“小大”的相对性切入,对当时流行的“小大之辩”的思维方式展开哲学化的反思和批判。在《庄子》的文章中,他虽然常常以“小大之辩”为逻辑开端展开论述,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崇大抑小”,而是认为按照“小大之辩”的思路去认识世界,必将导致认识的陷阱,进而陷入悖论。结合对《齐物论》等其他篇目的研究,本文认为庄子讨论“小大之辩”的认知方式,实际上是对它的扬弃,他要打破“小大”、消除“对待”并以此来达到“逍遥”境界。第四章介绍了郭象与支遁对庄子“小大之辩”及逍遥义的延伸和发展。在对于“小大之辩”的解读上,郭象站在“小大同扬”的立场,认为天地万物只要能“任其性”就能达到逍遥,提出安于性分的“适性逍遥”说;支遁则站在“小大同贬”的立场,认为囿于现实的“欲”是不可能达到逍遥的,他以佛解庄,由此提出“明至人之心”说,推翻了郭象的“适性逍遥”说。无论他们对逍遥义的具体解说有何不同,他们都在自己的逻辑中超越了小大之辩的认识方式,这一点与《庄子》的思想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说郭注是通过“性论”超越了小大之辩的局限,那么支遁就是通过“至人之德”的思想境界说,超越了小大之辩,这是“德论”传统在佛教影响下出现的新形态。最后在结语部分总结了文章主要内容及观点,提出了本次论文写作的不足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