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一方面,随着新冠疫情不断蔓延,经济风险向政治、社会等领域延伸,一些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向外转移国内矛盾,局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大国博弈加剧,中美关系也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风险大量叠加并加国际市场运营环境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VUCA）特征日益显著。另一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双重叠加,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外贸企业更加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加快技术追赶和实现快速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RECP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全球贸易三足鼎立格局大幕开启,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带来边际改善。随着中国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从“走出去”、“走进去”阶段逐渐向“走上去”阶段跃迁,其所面临的国际市场运营环境更为复杂。2020年,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提出双循环战略,要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并不是对外循环的否定,双循环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中国外贸企业应该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在国际大循环中学习知识、技术,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和保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从组织学习到动态能力的形成,实现自己在国际化经营中核心竞争力的不断优化调整,在国际循环中发展壮大自身能力,是中国外贸企业实现由“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的关键。从组织学习到动态能力的形成转化过程中,企业用什么有效手段来不断发新问题,谁能真正解决问题?动态能力不断提升的路径是什么?动态能力形成方面,现有文献论证了组织学习对应对外部环境和在动态能力演化中的作用,为理解企业动态能力的前因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洞见。动态能力源自系统的学习机制,组织学习是构成、改进组织例程的重要方式,经过平时知识的累积以及新知识的产生塑造组织惯例,进而有效地促进动态能力的产生和提升。组织学习作为动态能力的前因已经被诸多学者所证明,但是组织学习到动态能力的路径还不清晰。在组织监测方面,现有文献识别了企业只有持续突破能力的“刚性”,重点体现动态特征,才可以更好地满足环境逼迫的范式变化。不过由于任意一个独立过程都无法即让组织运作规则“稳固”同时不“打破”规则,因此想要兼具组织性动态性就需要涵盖两大过程——能力实践过程以及能力的动态调节过程。但是对于组织监测对“打破刚性”的作用和路径研究依然缺失;在变革型领导方面,当前的文献资料对变革型领导和作用结果间的联系采取了深入的探究:变革型领导对任务绩效、情境绩效等都有着有利的作用;变革型领导有助于员工创造力和团队创造力的发展;变革型领导是对组织创新作用最大的一种领导风格。变革型领导是不同领导风格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会显著影响个人、团队、组织三个层次的结果。另外,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变革型领导通过更新愿景图式以及调整抱负水平来克服搜索和决策方面的短视症,从而达到提升学习动机和水平的目标,经过不断的学习去提升认知以及判断力,降低对历史经验的依赖,所以变革式领导对动态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学习、动态能力的关系研究极少,更鲜有文献对组织监测和变革型领导之间的关系做出有益的解释。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构建并检验了“组织学习——组织监测——变革型领导——动态能力”的理论框架,通过对1200余家外经外贸企业的实证研究,揭示了中国外贸企业动态能力形成的实现机理,本文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发现中国外贸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组织学习对于动态能力的作用关系得到验证支持;第二,组织监测对于动态能力的作用关系得到验证支持;第三,变革型领导对于动态能力的作用关系得到验证支持;第四,组织监测对于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的相互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第五,变革型领导对于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的相互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第六,组织监测、变革型领导对于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的相互关系中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并发展动态能力的前因,探索组织学习到动态能力的实现路径。以双过程模型理论为依托,提炼组织监测作为监测内外部环境的主要维度,深入分析组织学习、组织监测、变革型领导和动态能力之间的作用关系和实现机理,深度挖掘中国外贸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动态能力形成的主客观成因及微观机理,证明了组织学习到组织监测到变革型领导到动态能力的形成路径。第二,丰富了领导理论研究中变革型领导的作用,基于变革型领导与组织学习到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研究,以及组织监测、变革型领导对组织学习到动态能力的链式中介研究,证明了管理者在变革中对动态能力形成的促进作用拓宽了变革型领导作用发挥的解释边界。第三,提出了将组织监测作为动态能力新的影响指标。以双过程模型理论为依托,提炼组织监测作为监测内外部环境的主要维度,并用实证检验组织监测与动态能力演进过程相关要素比如组织学习、变革型领导以及动态能力的相关性,探索构建动态能力新的影响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