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位非常多产的学者,其成年后有二十余年居住在美国,著作等身,他的中文著述近两千万字,英文著述也有几百万字。胡适的英文写作受到各方面的认可,与胡适同时代的北大西文系教授温源宁曾评价“适之写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胡适的英文无论是演讲,还是写作,都能做到流利、通畅,运用自如。他在美国读书时,即已是一位受当地人士欢迎的演说家。正是对英文熟练的掌握与熟练的应用,胡适确立了自己在英文世界中巨大的影响力。在大陆学界,胡适相当长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全盘西化”的代表,甚至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代表。若对胡适的英文著述进行文本解读,我们却发现另外一个不同的胡适,一个努力向西方介绍传统文化,纠正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的胡适。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的是双重角色：在国内,向中国人宣讲、介绍西方文化；在国外,向西方人宣讲、介绍中国文化。胡适向西方宣讲中国文化的心情是急切的,正如其在《先秦名学史》(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中写的导言中所表达的：本研究开同类研究之先河,不管是何种语言,包括汉语,但愿它起到了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流派的作用(May this study, which i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any language not excepting the Chinese, serve to introduce to the Western world the great school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他之所以不辞辛苦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一种对中国人文传统的自信；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西方人正确了解中国文化,纠正他们的一些偏见。在西方世界的话语环境下,胡适总是用比较和缓、冷静的方式向其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力图消除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胡适试图从中国哲学的演进过程来说明中国科学的内生性,来论证中国文化中存在科学的基因。胡适虽然同意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近代科学几乎毫无贡献,但是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与传统,正是这种科学精神与传统让中国与西方融合成为可能。胡适进而指出“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自由精神”是中国古典知识的遗产,试图从文化本源上说明中西文化本是相通的。1933年7月,胡适到美国访问,应芝加哥大学哈斯克讲座(Haskell Lectures)的邀请讲学,讲题为《中国文化的趋势》(Cultural Trends in Present-day China),共讲六次,后把讲稿汇为一册由该大学出版,名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在这里,胡适向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统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胡适从文化主体角度来确立其文化交流的概念,把不同文化接收者作为文化交流的最终考量尺度,文化的最终融合需要人们的认同,而文化的认同需要各种文化的相互接触,并在接触的基础上相互理解。主张让各种文化自由交流发展,没有任何政府、统治者和领导者能够有足够的远见来对文化交流进行主动选择。胡适反对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静止不动的,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文化的发展,要把这个传统当作一长串重大的历史变动进化的最高结果看,近代文明的发展,无疑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历史变动最后阶段的前夕——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照、冲突的时代,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才真正经过了一次力量的测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次最严重的测验,生存能力的测验。在新的文明考验下,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在哪,胡适主张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的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中国文化只有与西方文化充分交融,通过长期接触、缓慢渗透来实现文化变革,这样,中国便能成功带来文化的转型,虽然痛苦、缓慢而零碎,且常缺乏协调性、连贯性,但终能解决生活与文化中紧迫而基本的问题,并能创建一种崭新的文明,一种与新世界精神水乳交融的文明。最终中国文艺复兴的结果,正如胡适所言：“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霜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the stuff of which it is made is essentially the Chinese bedr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