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的快速兴起，人类社会进入了相互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的新阶段。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世界上各个国家发展中所面对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变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性的问题，例如贸易保护主义、生态危机、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和宗教冲突。这些问题内部互相牵制，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问题也不能彻底解决。
　　以往西方社会主导的所谓具有普适性的国际治理理论，因其以个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缺少整体思维和共赢价值观，在治理这些全球性的问题时往往会能力不足，甚至在有些时候，西方社会主导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还是引发和加剧地区冲突的诱因。世界发展出现的新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有效的全球治理理论，这是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客观条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越发稳固，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强，中国要努力树立并维护一个有担当的大国形象，这就要求中国针对当前全球治理赤字贡献出具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这是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主观条件。正是在这个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根据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新情况不断丰富和完善。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对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再创新，这也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显著的特征。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对中国传统“协和万邦”的天下情怀和“天下大同”价值观的当代表述，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观的简单借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相关天下观的新时代创新，如摒弃了传统的天下观中不符合现代潮流的对周边国家视作附属国和朝贡国的唯我独尊不平等思想。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收了有益成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当代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条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共存的条件下，如何从资本主义虚幻的共同体过渡到共产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可行道路。再次，作为一种共产党人提出来的思想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中描绘的真正共同体。但是从具体的目标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的是为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所接受的共同的价值和目标。从战略站位高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摆脱了意识形态之争的窠臼。这就为实践中团结世界各国尤其是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和不同贫富程度的国家统一步调、合作共赢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实践路径和重大意义这几个方面的梳理和探究能更加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厚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