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克斯·J·弗里德伦德尔《论艺术和鉴赏》中说：“艺术是心灵之事,所以任何一项科学性的艺术研究必然属于心理学范畴,它也可能涉及其他领域,但是,属于心理学范畴则永远不会更改。”①目前,有关徐渭绘画心理因素的科学系统的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尚很欠缺。即使有所涉及,也多限于对徐渭性格中的“癫狂状态”的心理表层的阐述。笔者认为,造成徐渭独特大写意花鸟画风的艺术创作心理的深层特质并不仅限于癫狂状态,徐渭的艺术创作心理是一个由心理张力、心理矛盾、心理纾解组成的渐进深入而又完整的自我重构过程,而徐渭的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是我们了解其绘画创作心理因素的媒介和载体。可以认为,徐渭的命运之悲、性格之畸、绘画之奇,是与其独特的悲剧性人生经历相关的,故我们从徐渭的人生体验为研究的出发点来审视徐渭绘画艺术的个性创作心理,探寻其大写意画风的内在成因。本文着眼于徐渭绘画创作中自我重构、心理张力、心理矛盾、心理纾解四个心理因素以及这些心理因素对徐渭大写意花鸟画创作影响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对癫狂状态的狭隘分析。徐渭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古向现代转型的标志性人物。徐渭的画境除体现自身“有我之境”的同时,也凝聚了16世纪中晚明时期的时代精神和心理特质,徐渭的大写意花鸟作品体现出对人类生命意义的终极美学追求：对真、善、美的探寻,因此具有美的永恒的价值。而当今中国画坛与中晚明过渡时期有着很多相似性：艺术领域同样存在着转型和反思。当代画家和理论家关注的焦点更多的体现在对绘画形式的追求上,但是,却越来越忽视对画家心理层面的关注；艺术形式和深层次的艺术思想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缺乏；如何让“精品艺术”得以跨越时空的限制而成为永恒?如何正确引导画家将心理因素中健康或不健康因素导入绘画创作?人类心理上由于其生物学意义上的共同的、固有的属性而连接了时空的轨道,成为谈论这些问题的切入点。要之,对徐渭绘画创作中心理因素的探寻,对当代艺术精神的把握和建构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