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前后推进的银行股份制改革,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向市场化方向转化的决心。近年来,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我国银行体系正朝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贷款质量的方向大步前进。挖掘、利用企业相关信息是银行识别信贷风险的常用手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除资产负债率、主营业务收入、流动比率等基础财务指标外,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诉讼情况等企业信息也会对银行信贷决策产生影响。现代企业普遍存在避税行为,避税虽然能减少现金流出,但同时也会导致信息不对称、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税收稽查和声誉危机等问题。现有研究表明,激进的避税行为会导致股东索取更高的风险溢价,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上升。相比于股东,银行债权人没有剩余价值索取权,最多按期收回本息,理应对避税风险更为敏感。但目前,只有很少的文献探讨了企业避税和银行信贷决策的关系。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分析师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能有效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抑制管理层的激进避税行为。其与企业避税和银行信贷决策之间的关系也有待探究。基于此,本文对企业避税行为和银行债务契约之间的关系以及分析师跟踪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考虑到宏观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还根据货币政策松紧程度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回归,以期对比不同货币政策下的银行信贷决策。本文研究结论如下:(1)银行更有可能为避税程度高的企业设定严苛的债务契约条款:避税程度越高的企业越难获得长期借款,或需要承担更高的利息成本。银行债权人在进行信贷决策时,识别到了避税行为的潜藏风险。为保护自身利益,银行倾向发放风险更低的短期贷款或索要更高的回报率;(2)分析师跟踪能有效缓解企业避税行为对银行债务契约产生的不利影响。虽然企业避税行为会导致严苛的债务契约条款,但分析师能通过降低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代理问题等途径,削弱避税对银行信贷产生的消极影响;(3)在货币紧缩的时期,企业避税行为更容易导致严苛的债务契约条款,分析师跟踪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也更加明显。在货币紧缩时期,信贷供给量的减少使得银行债权人在做决策时更加谨慎;反之在货币宽松时期,银行债权人承担风险的意愿更强。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从企业避税行为角度出发,探究了避税信息对银行债务契约的影响,不仅丰富了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还拓宽了避税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2)对比货币宽松时期和货币紧缩时期的银行信贷决策机制,有助于理解宏观货币政策对微观经济实体的作用路径。本文的主要不足在于:(1)银行在设计债务契约时会考虑诸多因素,但是本文的控制变量数量有限,无法把所有可能的因素考虑在内。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偏差;(2)本文在选取银行债务契约的代理变量时,没有考虑抵押担保等特征,这些特征与企业避税行为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