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的消耗量也在迅速增加，导致经济发展面临着能源总量约束和环境污染的双重压力，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已成为世界各国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证。为避免以往全国“一刀切”政策的弊端，鉴于国民经济的产业构成，本研究分别从三大产业这一中观层次来研究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根据不同层面的数据，充分运用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经济理论、环境经济理论、计量经济方法等知识，全面系统地对中国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国家制定经济和能源发展战略、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提供理论和现实的指导。本文论述的逻辑结构是：通过对中国整体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梳理，论证了简单调整中国产业结构并不是提高中国能源效率的最佳方法，通过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各个产业的能源效率，才是提高全国整体能源效率的最重要途径，因此有必要深入到各个产业内部进行研究。鉴于中国长期以来“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本文根据不同产业特点，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研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并在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性工作为：①现有对于中国整体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文献就“效率因素决定论”与“结构因素决定论”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从产业和区域层面研究能源效率，有效整合了二种不同的观点。指数分解法和计量经济模型的结果说明，在国家整体经济层面，结构因素并非主导因素，简单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并不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最佳途径，通过各个产业的技术进步提高各个产业的能源效率，才是提高全国整体能源效率的关键举措。但若进一步深入到产业内部层次，由于产业内结构变化本身也会影响到产业的能源效率，结构因素的作用会逐渐凸显。这使得从产业层面研究能源效率更加必要和迫切。因此，本研究重点从三大产业的层面来探索能源效率，这对于现有能源效率的研究视角是一个有益的补充。②目前大多针对第二产业能源效率问题的研究，是通过加入若干控制变量后进行简单回归，来分析一国范围内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和制造业）能源效率的变动原因，本文则根据经济增长收敛理论推导出能源效率收敛机制模型（CMM），从产业区域转移的视角来探索第二产业能源效率在中国两大区域之间收敛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产业从沿海到内陆的转移主要发生在第二产业，因此从产业区域收敛的角度来分析第二产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具备概括性和典型性，在研究视角上属于新的尝试；另一方面，本文利用推导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避免了已有文献中收敛影响因素选取主观性太强、结果可能矛盾的弊端，是对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方法的一次积极探索。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内陆地区在加速实现工业化、追赶沿海经济的过程中，其第二产业能源效率也在随之向沿海地区第二产业能源效率收敛，但是收敛的速度较慢，这表明内陆地区对于能源效率的重视程度还有待在各个层面提高，才可能实现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不同内陆省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能源效率是提高还是下降存在差异，内陆地区正中部的几个省市在经济水平增长的同时，能源效率却在下降。能源效率收敛的主要机制是第二产业内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两区域第二产业内部科技经费投入的差异缩减是造成收敛的主要动力，而两区域人力资本投资率的差异是能源效率趋向发散的主要力量。③由于相对于第二产业而言，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能源消耗总量较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且这两大产业的能耗数据不全，尤其是深入到内部各行业之后，各方面的数据收集存在一定困难，导致现有文献中专门分析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研究较少。然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给予充分重视，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能源效率问题不容忽视。实际上，全国大约一半的石油制品都被第三产业（尤其是其交通运输业）消耗，而现代化农业对于能耗的需求也在急速的攀升，为此，本文力图全面地分析各产业能源效率的变化原因。在分析第三产业时，本文运用大量相关经济数据估算出中国交通运输能耗，并利用指数分解法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来定量分析第三产业以及其耗能大户交通运输业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第三产业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内部各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而第三产业中的“耗能大户”交通运输业的能源强度波动则是交通结构波动和各交通方式能源效率波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宏观经济因素中，对交通运输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将显著提高其能源效率，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上涨的能源价格则未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情景预测分析则显示，到2020年交通业能源效率将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而高经济增长情景将更有利于提高能源效率。在分析第一产业时，基于农业能耗大部分来自于农业机械能耗的事实，本文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角度构建了中国农业机械化定量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中国1997-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业能源利用效率在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演变原因，实证结论认为：提高种植业的机械作业水平、农业劳均产值、政府对于农业的财政支出以及农业技术人员数量，对于提高农业能源效率有积极的作用；而单纯地增加农机总动力、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却没能对提高农业能源效率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无疑是产业经济和产业能源领域研究的一次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