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日益知识化的实践必然要求理论上做出回应。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为这种回应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出人意外地关注知识与行动的关系，并把分析这种关系看作是结构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吉登斯的行动结构化理论中，知识与其是一种构成性要素，不如说是行动具有的结构化特征。问题是，吉登斯为什么异常关注知识与行动的结构性关联?我们能否从这种关注中获得社会学想象力?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仅关切着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生命力，还关切着社会理论的发展未来。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改造性诠释是本研究的目的，通过这种改造所建构出来的框架就是：行动者是有知识的行动者，知识行动者的行动是知识化的行动，知识行动者的知识是实践性的知识。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行动者，而行动者是知识行动者。这样，就要讨论行动者、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系，从而围绕这些关系建构其结构化理论。吉登斯通过对行动者的分层模式、行动者的社会定位、行动者的行动结果等问题的分析，得出了行动者是知识行动者的基本结论。吉登斯把行动者对行动条件和后果的知识看作是行动得以实现的条件。同时把拥有知识看作是行动者所具有的特征，而且这种特征对承载行动的社会成员来说具有普遍性。把行动者作为知识行动者，把行动者作为有知识能力的行动者，其意义不仅在于使行动获得了能动性，也同时使得行动者所在的社会获得了构成性的特征。但是吉登斯最终还是遗留了“行动者问题”，即社会学知识的本体论问题。比如，行动者本来是自由的，而且吉登斯把行动者界定为知识行动者已经为把行动者从帕森斯等人的行动论的漆黑夜幕中拯救出来准备好了知识工具并且做出了努力，但是最后行动者以及附着在行动者身上的行动理性和行动的知识基础还是被吉登斯被绑架到结构里。通过讨论行动的定义、行动的知识化特性、行动的场域以及互动的维度等，分析了吉登斯的行动知识化思想。吉登斯认为，行动者的行动具有能动性、意图性、合理化和制约性等属性.但首要属性是能动性。在制约性和能动性的关系上，吉登斯形成了一种中庸的调和模式，即用结构把行动能动性和行动制约性共同融入到结构的统一内容中。通过对知识的实践性意义、共同知识的构成、行动反思性的知识基础以及日常知识和专家知识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学知识的双重解释特征等方面内容的述评，阐发了吉登斯的知识与行动之间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关系。 吉登斯在政治上所开辟的第三条道路事实原于其理论上的第三条道路，我用“中庸化的调和模式”来形容这条道路，因为在事实和知识之间有效的沟通方式未必就是修路，筑桥也可能是一种好方式。比如，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行动观察者也调用自己生活的常识部分接近要观察的行动者，但是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关键问题不是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体系世界之间再修铺第三条道路，而是要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之所以从行动的反思性到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反思性关注点的下移，吉登斯的基本意图就是企图实现行动与知识的结构化关联，以及实现一般性社会行动到制度化行动的关联，从而在理论上开辟第三条道路：即在一般性行动的反思性和制度化行动反思性之间开辟同这两条道路相关联的现代性反思性的第三条道路，从而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逻辑和用来说明现代社会变迁的知识行动以及实现制度逻辑与知识行动之间的沟通。但是，连接知识上的过去与现在以及科学知识和日常知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吉登斯并没有修筑。比如，按照吉登斯的思维(中庸化模式)，在日常知识和专业知识之间还应该有一个知识类型，由此对应的是在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体系世界之间还应该有一个缓冲带。但是事实上吉登斯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按照吉登斯的观点，尽管现代制度对生活世界进行插入，但由于进入的形式和性质非常复杂，现代制度(体系世界)并没有完全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和占有，残存在生活世界中的遗产基本上还是依然故我。行动者依然按照习惯、遵循常识进行独立的行动。同时日常生活性质的变化也以辩证的相互作用形式影响着脱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