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的党争问题,是宋代政治史研究不可绕开的课题,尤其是围绕宋神宗变法展开的新旧党争及其产生的影响更是贯穿其后的整个南宋。宋代宦官普遍都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得以广泛的参与宋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事务,在北宋党争的大环境下,作为宿卫宫省、无限接近权力中心的宦官也同样难以置身事外。宦官参与党争情况很多,如“祖宗之争”、丁寇之争、庆历党争、新旧党争、蜀洛朔地域之争以及新党内讧等,都无一例外的充斥着宦官的身影。从《元祐党籍碑》中的宦官数量以及人数比例来看,也可窥见北宋宦官参与党争情况之一斑。北宋宦官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甚至干涉皇位继承问题,如王继恩谋立楚王元佐,梁从政“阴以简王属章惇”,童贯、梁师成“结郓邸为兄弟”等事件都充分说明了北宋宦官对皇位继承的干涉。宦官不仅干涉皇位继承,同时也会引发皇帝与垂帘女主之间的矛盾,北宋中期宦官任守忠就对宋英宗被立为皇储耿耿于怀,并在英宗继位后仍不断挑拨曹太后与宋英宗二人之间的关系,从而造成两宫长期不和。北宋宦官参与党争最主要的形式是与外臣相交结,由于外臣掌握着宦官的晋升之权,而宦官可以为外臣提供有利的内部信息,从而互为表里、以为自安之计。在新旧党争的背景下,宦官的政治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实属“非杨即墨”,元祐宦官联合元祐士大夫对新党官员的排斥,绍符宦官同样与章惇、蔡卞等新党交通尽去元祐一党,甚至企图追废高太后、否定一切元祐时政。宦官属于士大夫话语体系下的失语者,他们的形象大多被建构与扭曲,在北宋党争的书写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宋神宗时宦官王中正,在新党士人眼中是博古通今、“尤知兵”,在元祐党争的笔下却被描述成丝毫“不习军事”;李宪经略熙河颇有功绩,却仍被认为“贻患中国”;陈衍被新党指斥为威行宫省、阴谋废立的奸邪之臣,却被杨万里视作成就“元祐之治”的正面典型,实在让人吊诡不已。概而言之,受党争及党争余波的影响,宦官几乎很难得到士大夫客观公正的评价,史料展现给后世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甚至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描述。一方面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士大夫对宦官多持固有偏见;而另一方面,由于畛域之别,更使原本就难以保持客观态度的士大夫丧失了应有的理性,从而为我们展现出宦官阴冷的一面。与负面形象的描绘相比,正面评价则显得微不足道了。只有摈弃传统士大夫对宦官的固有偏见,剥离史料中的偏见成分,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或可还原宦官的真实面目,以及客观评价北宋宦官的必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