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严复和他翻译的《群己权界论》进行了历史的还原,客观的描述其翻译背离原文的原因,认为其“非正法”的翻译反映了一位思想家,一位译者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的主动探索和个人价值选择,任何罔顾这一事实而以“忠实”的标准对严复提出的批评都缺少合法基础。严复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同时他的思想中又存在着很大的对翻译的不信任的因素。如何看待他的这一思想中的矛盾,是目前理论界所没有回答的。本文经过事实分析,借助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翻译投影论,认为严复的翻译不是从原语到目标语的单向转移,是从目标语到原语的反向选择,译本的最后形态(包括译本的选择,翻译的策略,译本的多样性,译本的影响等)实际上是原文本在目标语社会中的投影,期间产生的变异是目标语语言、文化、政治、风俗等因素过滤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迁,译本会出现多样性和不固定的特点。这些译本和原作是平行的关系,各自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发挥作用,不再是母子关系。翻译是译者的直接行为,任何社会文化因素都需要通过译者来发挥作用。然而,在传统的“忠实”观的影响下,译作处于从属地位,译者则成了原作的奴隶,如西西弗斯般劳作,却永远无法达到绝对忠实于原作的光辉顶点。本文综合了翻译“操纵”派,“解构”派以及“目的”论,“多元系统论”等思想,用存在主义哲学观重新解读了译者的角色,推翻了翻译批评的旧伦理,提出译者对“完美”翻译的追求只不过是一种徒劳的激情,译者在否定原作神圣地位的同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命运,翻译已成为译者生命意义的体现。翻译的本质和译者的角色逻辑地统一到了一起:翻译投影论否定了原文本的神圣地位和审判权,解放了译者,与此同时,译者则超越了自己的命运,成了翻译的主宰,二者紧密的结合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下,演绎着“存在皆合理”和“一切都好”的翻译新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