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流动就业,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转型时期,城市化成为发展的途径和目标,农民工问题成为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制度与行为的相互作用一直是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主流分析是给定偏好,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制度以交易成本的形态构成当事人行动选择的外部激励-约束条件影响行为选择,这种理想化的行为假设和相对简化的分析范式,常常导致无法解释发展中的很多重要现象及提出适切的政策。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的研究发现制度不仅仅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也会内在地影响个体价值观、信念、偏好甚至性格。个体行为往往根植于具体的制度和社会约束,个体偏好和预期模式是各种具体社会约束条件的产物。本文的目的是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特定的社会制度影响个体偏好的机制,从内生偏好的视角分析农民流动行为及其市场效应,构建合符现实社会和制度特征的农民流动行为的分析框架,为城市化发展中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研究提供微观分析基础。文章分析了传统理论关于农民理性问题的争论,指出传统理论和分析对一些现实问题难以给出内在一致的解释。指出富于现实性的当事人行为假设对于发展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体现为二元结构,中国的户籍制度安排更是形成了独有二元社会结构,因而这种制度安排和社会发展模式下的农民流动不仅仅是获取比较经济利益的过程,很重要的是这种流动本质上具有社会化的目标和性质。这种经济和社会形态上的双重二元结构导致中国农民流动行为的变形,因而市场结果异于传统理论的预测。文章结合于中国农民流动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过程,应用行为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农民流动过程中存在的典型事实,如“民工潮”与“民工荒”、劳动市场歧视等现象从个体偏好的视角进行了深入探究。应用参照依赖偏好思想构建农民流动决策的效用函数,分析了制度通过认知过程对农民行动目标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认为社会和制度条件通过影响个体的内在信念导致参照点改变改变才是出现“民工潮”向“民工荒”转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市场歧视是农民流动就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应用认知失调理论,研究了歧视对农民工劳动供给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根据个体归因过程的不同,同样的市场条件,农民工会表现出不同的偏好特征,从而导致不同的劳动供给行为,农民工个体分化对劳动市场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城市化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方向,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要以农民工为发展主体,通过农民工市民化使他们真正从经济和社会上融入城市化的进程。发展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是对当事人如何对激励变化做出反应做出正确的预见,基于具有现实性的微观行为基础的分析能提出更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