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应麟作为宋代名儒胡瑗之后，从小生活在书香氛围中，家庭环境的熏陶为其日后治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成年后与王世贞、汪道昆、屠隆等人的交往，更深刻影响了他的诗学取向。随着治学的深入，在明代此起彼伏的崇唐思潮中，胡应麟逐渐形成以崇唐为核心的诗学观念。　　 胡应麟的唐诗观继承前后七子，有着明显的格调论唐诗学的印记。然而，胡应麟并不是前后七子格调论唐诗学的附庸者，他的唐诗观有其独特性。　　 在唐诗审美方面，胡应麟以“体格声调、兴象风神”突出格调的同时，对性情、神韵同样十分重视，其诗论不仅是对明格调论的总结，对清代神韵说的发展亦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以“本色”论唐诗体裁，突出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追求；用“诗最可贵者清”概括唐诗中“清逸”与“雄浑”两大系列的风格，纠正了前后七子重“雄浑”而轻“清逸”的偏颇。　　 在唐诗史的探究方面，胡应麟盛衰并论，不局限于盛唐，对初、中、晚唐诗的时代风格和重要诗人皆有较中肯的评价；指出各期时代风格和代表性诗人的同时，留意到非典型性诗人的存在价值，注重不同时期诗歌风格的衔接；探讨唐诗发展的原因，既注重时代变迁、帝王影响等外在因素，也注重从诗歌本身发展的内因入手。胡应麟还对唐代定型的诗体如歌行、律诗、绝句等进行了推源溯流，精细地勾勒出唐诗发展的轨迹。　　 胡应麟对李、杜的评论是其唐诗学的重要内容。胡应麟对李、杜极为推崇，但他不笼统分别二人的优劣，他从诗风、诗法等方面对二人歌行、律诗、绝句的艺术特性进行深入探讨。胡应麟对李白歌行、绝句所取得的成就极为认可，亦能公正对待杜甫歌行、律诗的造诣。　　 胡应麟以论唐诗美、唐诗史、唐诗体、唐诗人的独到性，建立起自己的唐诗学，他的唐诗观也深刻影响了对其他朝代诗歌、诗人的评判。胡应麟的唐诗观与唐诗批评的体制化是他整个诗学批评的一个缩影，他的唐诗观在明末极具代表性，他的诗论在诗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