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大国外交的新变量,气候外交的本质是围绕碳排放资源分配展开的一系列博弈,由于各国历史碳排放量、当前减排的边际成本、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脆弱性各不相同,国际气候外交争议不断。在此背景下,面对气候谈判国际立场的多重矛盾、发展第一与节能减排的矛盾和气候变化的生态脆弱性问题突出等三对矛盾,中国陷入了“减排悖论”和“国际气候外交困境”。从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以及国内生态环境约束条件来分析这三对矛盾的形成机理,可以清楚矛盾产生的原因。从国际环境来看,国际气候谈判存在多层次、多主体的博弈力量,欧盟、美国、日本、中国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气候变化的反应与气候谈判中的角色、主张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或形成微妙的利益联盟,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治理格局中,中国陷入了多重夹缝,气候外交能力有待提升。从国内环境看,中国有着敏感脆弱的生态环境形势,气候变暖导致的生态破坏结果是中国难以承受之痛,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是中国的客观需求。而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的发展靠的是高碳排放拉动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高度依赖以煤炭为主导的化石能源结构,通过大幅度减排实现快速转型将是中国难以承受之重。中国气候外交面临着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双重压力,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将生态环境上纳入到“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新高度,为气候外交创造了新的开端。以十八大报告为指导,从生态环境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制度建设、开展国际气候合作的方式调整等视角探讨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目标、战略定位、战略立场与战略布局,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而且将使气候外交成为中国整体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