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近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虽然不是研究日本的专家，但是自1915年“二十一条”签订开始，便十分关注中日问题。日本长期处在中华文明巨大压力之下，明治维新后大量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最终跻身强国之列。经过甲午战争的胜利，更是数胜而骄，觊觎中国的主权与领土。此时胡适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鉴于中日两国实力上的差距，即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情绪弥漫之时，胡适依旧客观冷静分析两国情势，主张对日交涉，走主和的路线。但是由于日本侵略的加剧，再加上对日本自由知识分子态度的失望，胡适的主张渐渐动摇，最终主战的态度占了上风。本论文主要研究1915年至1937年期间胡适对中日关系认识的变化过程。论文将1935年作为主要分割点，分别论述了1915年至1935年胡适的对日态度及产生此态度的主要原因，及1935年至1937年胡适对日态度的变化过程以及产生变化的原因。论文主要采用原版性实证研究的方法，即搜集整理有关胡适的第一手资料中出现的与中日问题相关的段落，并将这些段落以自己的分析理解翻译成日语，进而探讨胡适对中日关系认识的变化轨迹。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整理分析，主要得出以下三个观点：1、1915年至1935年，作为理智的爱国者的胡适主要主张“长期准备，强国抗战”，采取对日主“和”的态度。而1935年至1937年，胡适主张“外交路线，准备抗战”，对日主“战”的态度渐渐占上风。这不仅反映了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日本认知的变化过程，同时也反映了中日摩擦及中日矛盾的尖锐性和不可调和性。2、胡适本身是一位信仰和平主义的绅士。连这样一位绅士最终都对日本绝望，进而离开主“和”的阵营，可见日本的侵略行为对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伤害的严重性。同时也验证了在实力不对等的条件下，和平主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3、通过对胡适日本认识变化过程的研究，我们应该思考，在中日关系依旧紧张的今天，围绕钓鱼岛等问题，两国知识分子要深知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从民族国家考虑，保持冷静，通过自己的言论影响国民。进而使两国能够和平相处，携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