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既包括区域内部诸要素(资源、环境、人口、产业等)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即区域协调；也包括减少区域间发展差距,消除区域间利益冲突,即区际协调(魏后凯2009,范恒山,孙久文2011)。本文的研究属于区际协调。区际协调要以区际利益协调为主线(陈秀山,杨艳2008)。为简化研究,本文站在政府的层面,仅研究不同省(直辖市)之间的经济利益协调。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涉及的省际协调均指省际经济利益协调。首都圈范围界定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全境,即京津冀三省市全域(李国平2004；谭维克,赵弘2011；祝尔娟2012)。本文所提首都圈均指京津冀三省市全域。省际经济利益非均衡是首都圈区域协同发展面临的核心矛盾,具体表现为：产业同构与恶性竞争、区域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省际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贫富分化与生态恶化、政绩竞争与重复建设等若干方面。造成首都圈省际经济利益非均衡的直接原因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同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矛盾,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不完全性。基于上述原因,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必要。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是一种区域利益再分配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对于缩小省际差距十分重要,还是化解省际经济利益矛盾,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本文的理论意义旨在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羁绊,冲破地方政府利益固化的藩篱,破除制约首都圈区域协同发展的机制障碍,以经济的内在联系为基石,进行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本文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局域自相关(Moran指数Ii)方法,通过实证分析发现：2004年至2012年间,首都圈地区经济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首都圈的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已经突破了省际行政边界,如果再基于行政边界研究省际利益协调,可能并不十分合理,而是亟需建立能够突破行政边界羁绊的省际协调机制。经济的空间溢出是经济的客观规律。它说明了省际协调需要突破行政边界羁绊的必要性。省际经济利益强调区际关系,它侧重于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省际经济利益是指特定的省(直辖市)从其他省(直辖市)或国家获得的排他性收益,属于社会福利再分配范畴；是生产要素不完全流动性,市场不完全竞争性,地方政府不完全理性所表现出的空间优势。省际经济利益具体表现为产业省际转移税收分享、省际基础设施共建成本分摊、省际生态补偿等。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是以专门联合委员会制度为协调形式的一种省际经济利益让度与分配的长效机制,是解决省际经济利益冲突的规则,是地方政府间的合同,是一类利益分配函数,是一个省际经济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区域经济协调权威机构被国家授权对各区域利益主体的立场加以评定,并作出对各方在执行过程中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仲裁决定。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是一场博弈,是策略依存的。首都圈省际经济利益博弈主体是京津冀三地政府。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不需要每个博弈主体的策略在任何情况下均是最优的,只要博弈主体的策略是针对对手采取策略基础上的最优策略即可,则省际纳什均衡是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突破行政边界刚性约束的理论基础。省际纳什均衡是指省际经济利益协调中每个博弈主体都不能也不想单方面改变自己的策略而增加收益；每个博弈主体所选策略均是对其他区域所选策略的最佳利益分配。省际纳什均衡是各省间相互让渡利益的结果；区域考核指标一体化是省际纳什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前提条件；当且仅当区域考核指标一体化时,省际纳什均衡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首都圈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顶层设计包括五个分机制,分别是协商机制、仲裁机制、分享机制、分摊机制和补偿机制。基于经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京津冀三地政府可以通过市长联席会议进行跨界横向协调以达到省际纳什均衡,即协商机制；基于地方政府有限理性和市场不完全性的视角,当地方政府自组织式的横向协调无法达到省际纳什均衡时,中央政府通过设立超越地方行政区划的权威仲裁机构进行纵向协调以达到省际纳什均衡,即仲裁机制；基于财税机制改革的视角,首都圈产业转移的省际纳什均衡是横向分税制,即分享机制；基于投资机制改革的视角,首都圈跨界基础设施共建的省际纳什均衡是横向成本分摊制,即分摊机制；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视角,首都圈生态联防联控的省际纳什均衡是财政横向转移支付制,即补偿机制。五个分机制中,协商机制、仲裁机制体现协调的形式和程序,而分享机制、分摊机制和补偿机制体现协调的具体内容。仲裁机制属于纵向协调,保证了协调的公平；协商机制属于横向协调,保证了协调的效率。首都圈省际经济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是纵横结合。五个分机制共同作用发挥合力,才能突破行政边界羁绊,促进区域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