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与日俱进,新兴技术层出不穷。“公民个人信息”被注入新的活力,新的经济价值得以展现,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石油”。这也使得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发生的愈加频繁,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侵害的行为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下,本文力图通过研究以完善刑法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在《刑法修正案（九）》中,立法机关将犯罪主体范围进一步扩大,变为了一般主体,并在“国家规定”之间增添了“有关”一词,存在对前置性法规范围扩张的意味。2017年,“两高”发布的《解释》（1）中对一些具体的内容进行了解释说明。上述修正案与司法机关发布的《解释》使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体系趋于完备,但仍有不足。在已经对“法益”形成抽象危险的非法持有行为以及具有现实的“法益侵害性”的非法利用等行为并未予以规制。其次由于前置性法规的缺失,在“公民个人信息范围”的认定、刑事追诉方式、刑罚幅度的设置以及刑法规制相关的制度建设方面均存在问题。对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规制有紧密联系的法律法规进行深度研究,是本文的基础。并对比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里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相关理论、制度、法律法规等。继而提出将“非法持有”与“非法利用”等行为纳入刑法的罪名体系,将“意图损害他人”和“为自己或他人牟利”当作“非法目的”作为相关条款的构成要件。设置较轻的法定刑与刑罚替代措施。完善行政、民事领域立法,为相关行为“入罪”提供前置法的依据。并设置公民个人信息的登记申报制度以及设立或者授权相应的机构进行个人信息管理,采取公诉与自诉相结合的模式,节约司法资源,降低取证成本以及发现犯罪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