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金融市场一直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经过多年发展已日趋成熟。然而,各种金融产品的推出和公司投资活动的增加导致大量无法明确在财务报告中清晰界定的损益,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收益模型无法确认或衡量这些损益。随后中国财政部意识到了综合收益（也称CI）的重要性,尤其是其中的其他综合收益（也称OCI）,继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之后,财政部连出强招,又在2017年发布30号文,强调了其他综合收益及其构成理应在财务报告上明列,这无形中增强了收益表的作用,同时更好地指引投资者投资。长期以来,我国存在通过控制金融工具分类和处置时点、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及转换投资性不动产等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展现出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时并不规范。其他综合收益在我国财务报表列报与披露以来,其是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盈余管理的现象,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深入延伸至,应该如何进一步规范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与披露才能改善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本文通过标准化分析、案例分析、统计分析、描述性分析等方法,首先从A股上市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及披露现状切入,指出了整体存在列报与披露格式不规范、表间数据勾稽关系不合理、多列或少列相关项目等问题。接着对雅戈尔2011年至2019年的财务状况、其他综合收益列报及披露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了雅戈尔在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过程中存在如列报项目名称不完整、重大项目未单独反映等许多问题,导致盈余管理空间过大。最后剖析了雅戈尔利用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利润操控的行为,包括模型识别、动机探析、过程解析,总结归纳出包括混淆金融资产初始界定、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特性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储备性和变现性、对处置与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中其他综合收益转入损益的金额和时间的操控及重分类的杠杆性等与其他综合收益相关的操控利润的方式,深入探索盈余管理与其他综合收益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以上列报与披露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1）改进相关标准和解释的表述;（2）将“利润表”更名为“利润与OCI表”（3）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及绩效评价体系;（4）培养相关人员并加强教育等措施。本文在以上背景下写成,希望能够为限制上市企业的盈余管理现象起到微薄作用,促使其更加严格地遵守第30号准则中其他综合收益列报与披露的规定,提供更加真实和标准的信息。同时,希望能为全面收益在中国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具体的案例支持,并为会计准则的改进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