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在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家庭之于经济社会就像原子之于宏观物质，了解识别家庭的经济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整个宏观经济。经典的经济理论认为理性家庭会基于家庭自己的禀赋，做出实现家庭整个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决策。家庭在做出这些具体的经济决策并践行这些经济行为的时候，可能不仅受家庭本身的要素禀赋如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以及家庭的主观态度如风险偏好、社会信任度等等因素的影响，还可能受到代际传递的影响。作为代际间具有强烈纽带联系的关系型社会，中国家庭的经济行为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上一辈或下一辈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从代际传递这一视角，全面深入的考察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的借贷、创业、商业保险、收入以及消费等经济行为的影响，以代际的视角考察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借贷获得比较低、大众创业不足、金融市场有限参与、收入差距较大、消费不足等经济社会现象，发现父母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对中国家庭经济行为有阶层固化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年轻家庭、高教育水平家庭以及城市家庭有弱化的趋势。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将有助于我们宏观政策有的放矢，也有利于我们家庭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本文在有助于理解代际传递对家庭经济行为影响的同时，也丰富了家庭金融研究的有关文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2013年收集的数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09年在西南财经大学启动，2011年开始了第一轮全国抽样调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每两年举行一次，目前已完成3轮数据的收集和整理。2013年的调查样本覆盖了中国大陆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共28143个家庭样本、97916个个体样本。调查内容则包括家庭的人口结构、主观态度、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保险与保障等信息。这些信息为研究中国家庭的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好的数据支持。本文采用的计量方法主要为OLS、Probit、Tobit、2SLS、Ivprobit、Ivtobit以及赫克曼（Heckman）模型、二元Probit模型等。　　第一部分研究的是父母社会地位与家庭借贷行为；　　第二部分研究的是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创业决策、家庭工商业发展等的影响；　　第三部分研究的是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商业保险行为的影响；　　第四部分研究的是户籍变动、父母社会地位与家庭收入；　　第五部分研究的是户籍变动、父母社会地位与家庭消费行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父母社会地位地位越高，家庭有借贷需求及正规借贷需求的可能性越小，但在有借贷需求的家庭中，父母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越愿意申请银行贷款。同时，父母社会地位不仅对家庭获得正规借贷可能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家庭正规借贷金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家庭民间借贷金额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总之父母社会地位会抑制家庭的借贷需求，但在有需求的家庭中，父母社会地位不仅会促进家庭申请正规借贷的意愿，而且实实在在的会增加家庭获得正规借贷的可能性，以及增加家庭获得正规借贷的金额。借贷、尤其是正规借贷的获得可以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父母社会地位有阶层固化的作用。　　第二，总体上父母社会地位会显著抑制家庭参与创业的可能，虽然年轻家庭更有可能创业，但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创业的抑制作用在年轻家庭中越明显。户主学历大学以下的家庭不仅创业可能性更大，在创业决策上也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即父母对他们创业的抑制性作用更小。分样本回归中，我们发现父母社会地位会显著降低城市家庭的创业可能性，而显著增加农村家庭的创业可能性。最后我们还发现，父母社会地位虽然对家庭创业可能性有抑制作用，但会显著增加家庭创业的自我实现动机。通常来说，农村家庭工作机会少，创业是增收的途径；而城市地区工作机会多，父母社会地位高的户主更有可能选择国有企事业等具有较高福利待遇的公共部门工作，因此这里父母社会地位也起到了固化阶层的作用。　　第三，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我们的分析还表明，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程度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这类家庭在信贷市场具有更强的自信和社会信任度。此外我们还分别用农村和城镇样本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发现结果依然稳健。我们还考察了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社会商业保险行为的异质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及参与程度的正向在年轻家庭、城市家庭的作用正在弱化，即年轻家庭和城市家庭在选择是否购买商业保险以及购买多少商业保险上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商业保险在丰富家庭保险选择提高家庭保障水平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面对风险的能力，父母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社保水平不高，商业保险参与率低，更加容易暴露在风险冲击之下，因而也更容易留在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也是阶层固化作用的一种。　　第四，父母社会地位会通过多种途径在代际间进行传递，进而促进子女家庭的收入。首先，父母社会地位会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同时会提高子女配偶的选择标准；其次，会影响子女家庭的社会关系；再次，会影响子女的风险态度；最后，会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此外，我们还发现，即使在控制以上影响渠道的情况下，父母社会地位对子女家庭收入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这说明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影响渠道。利用家庭户籍变动，我们发现农转非家庭的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父母社会地位发挥作用还有赖于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地理上的隔离。对家庭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父母社会地位对年轻、高教育水平和城市家庭影响更小。这意味着，这说明要解决代际传递造成的收入不均需要解决特定地区和人群的机会不公问题；同时父母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作用所引致的阶层固化作用可以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而得到改善。　　第五，父母社会地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消费率，也增大了家庭的消费金额。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较高的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来说是一个保障，使得家庭敢于消费；另一方面父母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父母生活宽裕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受父母生活习惯的影响，本身也可能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利用家庭户籍变动，我们发现，父母社会地位对农转非家庭消费的影响要显著低于城原始城市户籍家庭，这表明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受父母与子女地理隔离的影响。我们还发现，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消费金额的正向影响，在年轻家庭，高教育水平家庭以及城市家庭中的作用正在弱化。最后我们考察了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发现父母社会地位显著增加了家庭衣着消费以及教育文娱消费的支出占比，显著降低了家庭食品消费、居住消费以及医疗消费的占比，而对日常消费以及交通通信消费占比均无显著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父母社会地位越高的家庭，在教育文娱方面的消费越多，越有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会起到阶层固化的作用，好在这种作用在年轻家庭、高教育水平家庭以及城市家庭中有所弱化。　　总之，父母社会地位通过代际传递在借贷、创业、商业保险、收入、消费等方面起到阶层固化的作用，但这种作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城镇化有弱化的趋势，因而提高特定人群的教育水平，推进城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具有积极政策含义的。　　本文的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本文以代际传递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家庭借贷、创业、商业保险、收入以及消费等经济行为。这对于理解中国现阶段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非市场化因素对家庭经济行为乃至阶层固化现象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次，我们科学构建了父母社会地位这一指标，该指标具有较明确的内涵，适合用于分析代际传递的影响。再次，我们使用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的数据，代表性好，质量高（甘犁等，2012）。这些信息为研究家庭经济行为提供了非常全面的数据基础，最重要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询问了受访者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户籍类型、工作性质、最高职务等信息，这为本文构建父母社会地位指标及研究父母社会地位对家庭经济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数据支撑。最后，在实证分析中，本文还考虑了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使用诸多计量模型进行了修正，例如我们不仅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截断性质使用了Tobit模型，我们还考虑到可能存在样本选择问题而使用了赫克曼（Heckman）模型进行修正，除此之外我们还是用了二元 Probit模型等。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还做了大量的内生性讨论。此外，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加可靠和准确，我们还进行了大量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不足之处包括：首先，本文的研究使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的截面数据，若能使用面板数据对本文的有关结论进行进一步检验，将使有关结论更加可靠。其次，本文对父母社会地位指标的构建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由于问卷设计的局限性，工作性质选项仅包括务农、受雇于他人或单位、经营个体工商业、从事家务劳动和其他，没有体现出作为社会地位衡量标准中比较重要的职业不同的差异。此外社会地位指标的衡量方法除了客观法，还有主观法和综合法，但我们只用了客观法。最后，本文考虑的家庭经济行为包括家庭的借贷、创业、商业保险、收入以及消费行为，但限于篇幅未考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住房购买、家庭资产选择以及养老等经济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