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渗透入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数据逐渐兴起并成为一项新的资源,其蕴含的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也逐渐得到各国的重视。在未来社会,一国对于数据的掌握和控制能力是影响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国家基于其对数据的主权权力产生冲突无法避免。不久前落幕的微软诉美国(下称“微软爱尔兰案”)就是典型例子。该案争点在于,根据美国法律发布的证据提供令是否适用于存储于爱尔兰服务器的数据。因此,国家数据主权的冲突归根结底是国家制定的数据法律的域外适用冲突。而优利克·胡伯提出的“国际礼让原则”,作为解决法律的域外适用问题的一项国际私法原则,或可在当前的时空背景下,对暂时缺乏统一的国际法规则的数据主权冲突问题提供解决思路。国际礼让原则主张在不损害内国利益的情形下,允许外国法律在内国领域内产生效力。这就要求法院地国在决定是否适用外国法时,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进行礼让分析。对于中国而言,虽然实践中尚未出现典型的关于数据主权冲突的案例,但我们可以预见,在数据规则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存在此类问题发生的风险。不论是出于完善我国规则的角度,抑或是应对美国日益扩张的数据霸权,对礼让原则在数据主权冲突中的适用需要更多理论研究。本文第一章对数据主权进行介绍。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国家主权突破了物理界限,其在网络空间的适用也得到了普遍肯定。数据主权作为国家主权在数据领域的投射,同样具备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的特点。对于难以确定边界的数据而言,目前划定管辖权有以下几种模式。第一是数据储存地模式,即数据存储地国家对该国领域内的数据行使主权效力;第二是数据控制者模式,即依托跨境云服务提供者,获取其控制的数据;第三种是数据关联者模式,即指数据主权可及于与数据主体具有极高关联的数据上,其更像是保护原则在网络空间的体现。但各国目前均处于数据立法的起步阶段,对于国家主权在数据方面的实践在运用过程中造成的冲突应当如何解决并未得到有效讨论。目前国家数据主权冲突主要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方面。立法上各国立法模式可能截然相反,如数据本地化立法与通过数据控制者调取数据的方式相背离;司法和执法上包括对数据的判决执行以及对外调取数据的指令等等。如何在不损害他国主权利益的情形下行使对数据的主权权力问题亟待解决。第二章是对国际礼让原则的介绍,并分析其适用于数据主权冲突问题的合理性。国际礼让原则是指在不影响其本国公共政策的前提下,承认他国的管辖权及他国法院依据该国法律所作出的司法判决、裁定的一种法律原则。国际礼让原则有较长历史,在胡伯提出后,经历了斯托雷、柯里等学者的发展,并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丰富了内涵。国际礼让原则建立在尊重他国主权的基础上,有利于平衡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良性互动。同时在各国数据主权立法尚不完善,数据领域国际法缺位的情况下,国际礼让原则作为国际法的一项较为成熟的原则,也能为目前的数据主权冲突问题提供缓冲和过渡的空间。第三章讨论了实践中国际礼让原则的适用方式。国际礼让原则要求“礼让”,但并不是无条件的礼让。在礼让之前应作出一定的分析判断。首先应对当前冲突是真实冲突或是虚假冲突作出判断,再寻求案件与法院地国法律的最低限度联系,通过利益平衡的方式,权衡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以及涉及到的当事方利益,理性作出礼让决定。国际礼让原则根据其适用主体,可分为规范礼让和司法礼让;根据其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采用自我约束的消极方式或对外认可,寻求合作的积极方式行使礼让。规范礼让中可以通过公共秩序保留、承认国家行为、合理设置管辖范围以及通过符合国际法的方式解释原有模糊条文的方式进行礼让,司法礼让则多从判决承认与执行以及对外取证中体现。第四章旨在探讨我国数据规则中的不足,以及礼让原则对我国数据规则制定的指导意义。当前各国对于数据的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的数据规则也存在模式僵化、条文模糊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尚未纳入国际礼让原则。但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和反垄断等领域,学者们对于加入礼让分析的讨论也比较热烈。本文认为可以先确定本国数据管辖基本模式,划定数据主权界限,同时将国际礼让原则作为一项前置考量因素加入立法、司法程序中。但可以看到实践中国际礼让原则也会沦为扩张本国法域外效力的工具,如美国云法案的制度设计。因此如果我国加入国际礼让原则,应当基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法律体系,以保障本国的主权利益为基础和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