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是清代史的一大转折点,社会由盛而衰,面临诸多内部矛盾,又有外部新经济要素的冲击,使得国家在各个方面都迎来转变。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迫切需要变革,学术和艺术也如此。乾嘉学派考经证史之风的兴盛,带动了其时金石学的发展。而此时的中国书法正面临着帖学盛极而衰的困境,亟需革新以突破赵、董之风的靡弱和法帖翻刻失真的僵局。此时金石学的成果便为书法提供了取法材料,并促使书法家的创作审美发生转变。此外,在阮元“二论”的支撑下,碑学得以建立,中国书法从此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本文以乾嘉时期书法家的金石交游、金石成就与书家各时期书法创作的描述为线索,以帖学大家王文治、刘墉、翁方纲为例,讨论他们受金石学影响所发生的在创作审美上不同程度的转变,疏证他们在书法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上的矛盾与调和,阐明这种审美转变首先发生在帖学家群体。分析阮元“二论”问世、碑学确立后受到金石学影响而成功转型的书法家,讨论他们创作审美转变的具体情况和成功之处,阐明碑学由帖学家提出,且碑学倡导者往往具有极高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因此这种由金石学滋生的书法创作审美观念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最后总结金石学对乾嘉时期书法审美转变的作用,以及这种转变所展现的求新求变的碑学核心精神与书法发展规律,以求对现代书法探索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