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干部处于服务人民、联系群众的主要地位,是我们国家的根基和前线,对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文化宣传以及社会维稳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发挥好基层治理效能是推动国家治理的关键。与此同时,新的信息技术的变化和进步为我国治理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引发了政府的进一步思考和变革:互联网的连接,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以及一系列数字媒体的开发和普及对国家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而言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也为新时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技术基础。从我国实践上来看,“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便利、提升了他们的服务效率和质量,然而,“微信工作群”、“钉钉工作群”、“微信公众号”等一系列新媒体技术在基层中的嵌入和增多却在无形中增加了基层干部的负担,损害了基层为民服务的本质,进而无法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再加上近几年来中央对“基层减负”问题的重视以及各种政策文件的下发,因此在新的研究背景,即如何站在新媒体技术的视角去思考基层减负问题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论文中,我们以简·芳汀的技术执行框架作为我们的理论基础,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基层干部的新媒体技术压力提供支撑。首先,我们以浙江省的基层干部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对浙江省各个地区的基层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的发放和回收,并根据最后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基层干部表示新媒体技术在工作中的嵌入增加了他们的压力,也基本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问题所在,即基层干部存在新媒体技术压力;其次,为了进一步探究基层干部所存在的新媒体技术压力背后的原因,从原因出发发现问题所在从而找到解决措施,因此,我们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对浙江省的基层干部的相关访谈资料、开放式问答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进行三级编码和理论饱和度的检验之后,构建了“基层干部新媒体技术压力的影响因素模型”,根据该模型显示,主要包括4个主范畴,即制度规范因素、上级认知因素、自身素质因素和技术平台因素,将这四个主范畴进行总结归类,主要为三个层面的因素:第一,制度层面的因素,主要涉及到我国的压力型体制以及对新媒体技术的相关政策规定;第二,行动者层面的因素,包括上级领导或管理者对新媒体技术的认知以及基层干部自身的新媒体素质问题;第三,技术层面的因素,涉及到新媒体技术本身的功能性、界面的流畅性、平台的互通性或共享性等问题。总的来说,制度层面是决定性因素,行动者层面是核心要素,技术层面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三个层面的因素也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使得基层干部感受到不同程度的新媒体技术压力。最后根据该影响因素模型提到的三个层面,我们从基层干部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总结有以下几点:第一,从行政化的个人驱动转向治理的需求驱动,即需要考虑多方面需求来嵌入新媒体技术,这样才能从基层的角度为基层减轻压力;第二,需要转变政府职能,从单一中心化治理转向共同的协作治理,即在运用新媒体技术时,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要进行合作,要转变原有的治理思维,实现协作治理,政府在其中的重要职能在于平台的搭建;第三,从技术应用的离散化转向整合,即通过整合新媒体技术,实现更多的数据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媒体技术本身的作用,防止过多过滥的使用,打通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阻隔,发挥新媒体技术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上的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运用了扎根理论的方法,从我国政府组织实际出发找到影响基层干部新媒体技术压力的原因,进一步理清了新媒体技术增加基层干部压力的本质因素,为基层减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