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制裁被视作大国博弈中所使用的重要手段。贸易制裁通常是一把双刃剑,在伤及对手的同时也往往会伤及自身。自2018年开始,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冲突,且冲突不断升级,波及科技、金融、人文交流等领域。由经贸领域发轫,美国对中国展开全面的遏制与围堵,这被认为是美国作为领导国打压崛起国的现实折射,反映出美国面对大国间权力消长的战略焦虑。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中美两国的竞争性迅速加剧。在中国崛起以及美国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碰撞。支撑美国对外经济战略是其具有“基因特性”的权力逻辑。一方面美国的权力逻辑受国际格局的变化而改变,而另一方面其又与美国的内政密切相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的所有外交行为逻辑必有其内政逻辑的根源,而其挑起的贸易冲突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出口。无论就全球层面还是就双边关系,抑或对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冲突都有着特殊的意义。本文研究了美国经济战略的权力逻辑,展示其对华冲突的发展演变过程,揭示此次贸易冲突的本质原因,并探究可持续的权力发展观。本文以结构性权力与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做为理论基础,同时将霸权稳定论与权力转移等现实主义理论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本文提出霸权国的逻辑在经济领域同样适用。所有的霸权国不仅是要维持军事领域的霸权,同时希望经济权力的投射影响到世界政治权力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制度的建立、贸易伙伴的塑造等,其目标即为拓展自身的权力,这是其逻辑规律。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一直以来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不断拓张权力,无所不用其极。通过回顾二战后不同时期美国对苏联、德国和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本文对美国遏制崛起国经济战略背后的权力逻辑进行分析。从历史上看,二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最终转移到美国手中,苏联成为牵制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巩固霸权成为美国的国家战略和首要目标。苏联的迅速崛起意味着权力转移的发生。美国重蹈覆辙,以二战时对待德国的方式,对苏联进行全面打压。最终的结局是美国遏制了苏联的崛起。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更加清晰可见,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展开了贸易与金融竞争。最终美日贸易战全面爆发。此时日本经济规模开始达到美国GDP的六成左右,而且增长势头很猛,有快速超越美国之势。在美国的遏制下,日本的贸易出口开始下降,日本的世界市场规模开始缩减。通过上述对历史上大国竞争的经验教训——美国发动贸易冲突作用机理以及历史上对“世界老二”的遏制手段分析,本文进一步对美国对华经济战略进行了分析。在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背景下,中美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碰撞。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中美围绕贸易、科技乃至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影响远远超出了两国范围,对正在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进程增加了不可预测的风险。权力从霸权国美国向崛起国中国的转移,其本质是全球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权力体系的根本改变。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都是靠自助的方式寻求自己的安全。但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除安全外,美国还寻求霸权:在“美国第一”稳固的条件下,安全才能够获得。中美贸易冲突与权力转移密切相关;经贸关系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压舱石机制的良性运行有一定的约束条件。美国历任总统都秉持着“美国例外论”的传统并遵从着“美国例外论”的文化。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与美国国内政治密不可分。美国历来倡导的“美国例外论”也转化成了“美国优先论”的强烈认知,本质上都是一种唯我独尊的自我护持。在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美国经济的衰退归因于中国等国,认为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是零和博弈关系。国内政治因素影响巨大。首先,对华认知发生了改变,美国视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其次,美国国内的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第三,美国社会前所未有地出现了分化的迹象。由贫富分化引发的政治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对全球多边主义合作进程的支持意愿和能力下降。基于以上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美国需要将矛盾转移到世界体系中——如何维护美国的霸权。而此时,正在崛起的中国成为焦点。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竞争永远是“零和博弈”的逻辑不同,中国秉持的是和平的战略文化,坚持合作开放的对外关系理念,这符合“权力的让渡反而让权力更强大”的权力逻辑,而这种权力逻辑将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