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维持着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增长奇迹”中,维持增长的动力却主要是依靠生产资源的巨大投入来取得的;为了实现高增长,我国遵循了一条重积累、轻消费的发展道路。当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进程后,在注重积累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物质消费水平的提高;这种积累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实质上也就是一个考察资本最优积累水平的问题,动态效率的研究正是为这种资本的最优积累提供一个具体的判别标准。 本文以目前国内外关于动态效率的研究为基础,分别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内对动态效率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并且比较了不同增长理论所导致的研究差异。本文的核心部分是通过对中国各年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适合刻画我国经济特征的增长模型与国内动态效率的现行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一方面,从实际经济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的资本-产出比率趋于稳定、储蓄率具有增长效应,由此得到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型适合用内生增长模型来刻画;而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关于动态效率的研究却普遍认为我国的经济整体处于动态无效的运行状况中。根据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尽管在分散的私人生产中可能还会存在着动态无效的现象,但整体经济是不会产生动态无效的运行状况的。为了解决内生增长模型和国内动态效率研究现状之间的矛盾,本文以国内动态效率的现有研究方法为基础,修正原有的估算方法得出了与现行研究结果完全不同的结论——经济整体处于动态有效的区间内。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摒弃了目前国内常用的新古典分析框架,而采用内生增长模型的分析框架重新考察了动态效率问题,并在AK增长模型中探讨了我国各项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动态效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