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设备作为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及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生设备,使用率逐年升高,并伴随较高的危险性。近年来发生的青岛黄岛区11·22爆炸事故、天津滨海新区8·12爆炸事故、江苏盐城3·21爆炸事故等,让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逐渐引起了公众关注。长期的政府一元化的监管模式渐渐表现出监管执行、人员、制度等问题,政府这个唯一的监管主体也开始逐渐认识到一元化监管的局限性,试图引入多主体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共同参与问题治理。特种设备多治理主体、协同治理制度、其他主体治理参与意识以及建立共同治理目标是本文的讨论重点。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是较为复杂的监管问题,本文分析解决这一问题选择的理论工具是协同治理理论。20世纪90年代,协同治理开始用于解决商业领域问题,发展至今在国内已经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研究领域,被广泛地应用于解决各个领域的社会监管问题,不再局限于理论层面研究。西方学者对协同治理理论的主体、协同机制、意识、目标等维度的内涵及各主体的自主性都已经有了广泛研究。国内学者们在此基础上,更强调在单一主体治理“失灵”的大背景下,多主体协同参与治理是可行的选择。本文以比较分析法和社会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胶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其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内部监管人员匮乏、对监管行为的监督呈真空状态、法律法规不健全、设备危险性认识不足。对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政府一元治理主体内部人员、专业水平均与被监管对象不对称;考核制度、法律制度、监督制度不完善;政府堡垒意识严重;协同治理共同目标未被显著确立等问题。基于前述分析,提出胶州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协同治理对策,包括丰富协同监管主体;完善制度协同性;增强协同主体参与意识;确立有利益交叉点的共同目标。现有的文献中,对特种设备的监管治理模式的讨论,基本全部集中在对单一监管主体内部进行提升或完善的讨论上,本质上关注的是原体制的缺陷,以及对原体制缺陷的“修补”。而本文是站在治理的角度,突破原有的体制,试图引入体制外的元素,例如:第三方部门、公民参与、正式且多样化的参与机制等,在多主体的前提下,建立一种协同治理的崭新的特种设备治理模式。同时,也期待这种治理模式能够为新时期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政府部门提供有关决策和实践上的参考。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