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代表作《围城》由Nathan K.Mao和Jeanne Kelly于1979年译为英文版Fortress Besieged。英文读者期待能有更好的《围城》译本,而隐喻对《围城》极其重要,因此研究《围城》英译版中隐喻的再现有重要意义。前人对《围城》隐喻的翻译研究涉及到翻译策略、翻译后隐喻的接受度和隐喻翻译的局限性。这些研究的发现和不足启发本研究对《围城》隐喻的翻译做更全面的评价。本文依据Fortress Besieged对应的《围城》版本,旨在回答三个主要问题:《围城》的隐喻,尤其是其特有的隐喻有哪些类型?译者采取了什么翻译策略,为什么选择这些翻译策略?《围城》独特的隐喻在译本中再现效果如何?对于第一个问题,本研究将《围城》的隐喻分为“陈腐隐喻（ClichéMetaphors）”和“创造性隐喻（Creative Metaphors）。”与以往许多研究不同的是,这种分类主要是基于《围城》隐喻的特点和功能:陈腐隐喻指具有固定意义的汉语隐喻性表达,往往是为了使表达更简洁。创造性隐喻则体现了钱钟书语言的创造力,更具有艺术价值。创造性隐喻又可分为与中外文化相关的创造性隐喻,通过创新陈腐隐喻的含义、形式等而产生的创造性隐喻,和使用其他修辞（双关、降用、语言杂合）的创造性隐喻。对于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一些主要的隐喻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为本文提供了理论性的启示:修辞观把隐喻视为一种增强语言美感和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语用观关注隐喻翻译中的语境效果和接收者为了理解翻译需要做出的努力;概念隐喻强调不同隐喻表达之间的深层联系;文化观要求译者充分理解隐喻的文化内涵。英文读者的评论,特别是关于隐喻和翻译质量的评论,对本文的分析也很有帮助。研究发现:1)与外国文化相关的创造性隐喻常常被回译。那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创造性隐喻,译者往往将其保留,并且补充注释,有时会用英文中的对应词将其代替,或者简化或明晰化其文化内涵。然而,对于基于汉字字形的隐喻,翻译有时会忽略汉字的字形。《围城》人物名字常暗示其命运或性格,也因为音译而失去了意义。对于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创造性隐喻,它们的褒贬含义有时会被忽略,从而失去了讽刺效果。2)对于通过创新陈腐隐喻的含义、形式等而产生的创造性隐喻,译者的翻译策略是灵活的。然而,翻译有时也会忽略语境,导致读者困惑。3)同时使用其他修辞手法的创造性隐喻经常被保留,有时译者会补充注释。但在某些例子中,双关或降用的暗含意思被明晰化或直接删除,有些隐喻被误译,这些都削弱了原文的文学效果和艺术价值。对于使用语言杂合的创造性隐喻,译者采用了斜体或注释来再现其原貌。对于译者对直译的偏爱,本文尝试给出解释:《围城》最初是被作为学术著作品而翻译。最初的目标读者和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也可能导致了译者低估了普通读者理解《围城》的困难。未来《围城》的译者应该通过对原文的深入分析,尽量避免误译,并且调整翻译策略,提高译文的可理解性和流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