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凭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不断扩张的国际市场上,借力国际贸易撑起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一方面我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令国际贸易在我国GDP中所占越来越大,同时,令中国对国际市场需求依赖性的进一步加深。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且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缩水使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设想,这一战略旨在通过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深化区域间的贸易往来,为我国大规模的出口产品寻找出路。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实施与不断推进,我国与周边国家将会发展出更为紧密与深入的贸易合作关系,这将意味着,我国的国际贸易将面对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本文将运用实证方法来展现“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并以此为我国如何应对现阶段所面临的国际贸易的严峻形势给出政策建议。首先,本文从理论出发,回顾了现有的经典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贸易理论模型及贸易相关文献,总结出劳动、资源、资本和技术四种贸易驱动因素和价格渠道、收入渠道两大贸易溢出渠道。其次,将四种贸易驱动因素与两种贸易溢出渠道相关联,从理论上对一国贸易驱动因素通过溢出渠道对本国及其他国家的国际贸易产生影响的发生机制进行推导。最后,对每个溢出渠道分别选取合适的衡量指标,以量化该渠道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的强度。在本文的实证部分中,选取1999年至2016年的宏观月度数据为样本,构建GVAR实证模型,并通过协整检验与稳健性检验等方法对模型的稳定性进行检验。然后,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的方法,对溢出渠道的存在性及来源渠道进行分析。本次实证部分主要给出了如下结论,第一,一国确实能通过价格渠道及收入渠道对本国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产生溢出效应,且不同的溢出渠道所传导的溢出效应具有倾向性,如价格渠道对出口的影响较大,收入渠道对进口的影响较大。第二,在溢出效应的方向上,往往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且地缘性优势并未有明显体现,具体表现为对溢出效应的渠道来源进行分析时,最大的影响来源并不一定指向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而一国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时,溢出最大的对手国也往往不是地理位置相近的国家。第三,在溢出强度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发达国家的净溢出值往往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即发达国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往往更强。因此在国际贸易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往往掌握话语权与控制权。综合理论分析及实证分析,面对严峻的国际环境及“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可能的机遇,本文就我国如何面临愈发复杂的国际环境提出以下两点建议:第一,保持稳定汇率,继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实证结果的分析,在两种溢出渠道中,价格渠道对本国的出口变量能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因此要继续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则应确保人民币币值稳定。第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改革,有助于我国从国际贸易产业链中的底端加工环节往高端的技术环节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