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力”为视角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思想,综其一生,他都在思考“中国式动力如何可能”的问题。梁启超不仅以“物力”作为“动力”,而且将“心力”视为“动力”,因此构建了“力本论”的三部曲：“动力”、“物力”、“心力”。梁启超对“力本论”的思考首先指向“宇宙观的重建”。传统“虚静”的宇宙本体,在梁启超的思想视域中呈现为“力本论”的宇宙观。梁启超以“动力”说颠覆了古代宇宙观,进而以“动力因”取代“目的因”。借助于“推天理以明人事”的传统哲学思维范式,梁启超进而思考“历史进化”的动力。在他看来,历史之进化需要“竞争”与“创造”,同时对“暴力”亦有所思考。梁启超对“物力”的思考首先与“富强”的时代主题相涉,在寻求富强的视域中,物力表现为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如果说物力富强是表面的国家目标,那么物力进步乃是进一步的诉求。“物力”在近代的勃兴,自然需要哲学的辩护。根据梁启超的见解,物力观的哲学基础内涵两个层面：“义利之辨”在近代的价值翻转、“理欲之争”在近代的逻辑展开。梁启超明确表示：在“动力的追寻”这一问题上,“心力”比“物力”更为重要。他对心力的理解有四个层面：一是在心理意义上的心力；二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心力；三是在道德哲学意义上的心力；四是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心力。进而言之,他将“心力”与“意志力”互释,提出自由意志学说,不仅追问了“自由意志”如何可能,也意识到“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内在紧张,并试图以“相容论”消解二者之间的张力。不惟如此,梁启超还窥见到当时中国人的“意志薄弱”,进而引发其对意志薄弱如何发生的思考,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克服意志薄弱的解决之道。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不仅构建了“力本论”的哲学体系,而且对“力本论”本身亦有所反思。质言之,以《欧游心影录》为背景的这一反思,一方面可以视为对“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反思；另一方亦可视为对“中国现代性之路”的反思。因此,梁启超对现代性危机的诊断,可以视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的致思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