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是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当时文人的理论和创作实践出发,以“诗赋并论”为理论切入点,说明汉魏时期诗赋的交互影响,以及对于当时诗歌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在“文学自觉”时期诗歌发展的过程中,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诗歌价值实现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明显,抒情方式中减少了将个性化生命体验转化为“人之至情”的方法。这种转变使得以往诗歌的技法在诗歌,特点是文人五言诗中失效了,他们选择不再借助场景设置等手段进行叙事和抒情,而是直接对感情和个人境遇进行阐发。为了解决直接阐发感情带来的问题,结合当时的思想活动以及汉代赋创作中的经验,诗歌中逐渐出现了“警策”这一技法。“警策”除了单句上的意义,还承担着诗歌结构上的作用。第一章探讨当时文人实现“文学自觉”的方式以及“诗赋并论”对于当时诗歌发展、转型的作用。当时主要的理论发展在于对具体文体的区分,打破了过去“体用不二”的观点。在区分文体的基础上,赋作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其发展体现了文学整体变化的情况,诗歌受到来自赋的影响。汉赋始终坚持着对个人体验的书写,强调作者意图在文章价值实现中的作用。诗歌的书写,《诗经》到汉乐府,延续着将个人生命体验转化为“人之至情”的模式,诗歌中的情感常被类型化。到了文人诗阶段,诗歌中个性化生命体验转化为“人之至情”的情况逐渐减少,作者意图在诗歌价值实现中的作用越来越强。“诗赋并论”使得诗歌可以汲取汉代辞赋理论和创作实践发展的成果,使得诗歌在转型时期并没有陷入激烈的理论争论,并且从赋的创作中吸收了许多经验加以运用。诗赋两种文体交互影响,加速了文学的发展。第二章探讨《文赋》中“警策”的具体内涵和与当时思想活动的关系。首先从《文赋》本身入手,“立片言以居要,为一篇之警策”,从整篇文章出发,发掘这句话的具体含义和其在创作中的作用。其二,说明“警策”与前代文章创作,尤其是赋中“劝百讽一”的关系。其三,探讨“警策”与当时思想潮流的关联,如“警策”与“言意之辨”之间的关联。陆机在《文赋》中强调创作实践层面“言难尽意”的问题,与理论层面“言不尽意”论之间有密切联系同时也有区别。“警策”这一理论本身是基于创作中“言难尽意”的现实,提出的解决办法和创作理念。其四,刘师培曾提及“提空”这一概念与“警策”有关。“提空”的内涵,“警策”与“提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章探讨汉末曹魏时期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结构、情感中的变化。因为个人情感体验成为最主要内容,“人之至情”减少,不再依赖场景设置进行叙事。诗歌中平缓的节奏减少,开始强调情感的变化,个别句子承担的感情更加激烈,并与其它文字形成配合。这种变化正是“警策”手法的雏形。与前两章理论方面的探讨相结合,创作方面的变化与理论内容的同异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