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崛起并开始逐步支配东方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进入近代社会。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程度的加深，中国社会发生了两种严重的危机：传统封建政治秩序的危机和儒学“内圣外王”的意义秩序危机，这两种危机在近代中国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宏观历史框架，法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正是意义秩序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传统政治秩序由动摇转向崩溃，由崩溃进而构建新的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变迁影响着法治思想的发展，而法治思想由理论到实践的距离甚至反差，同样影响着政治秩序的不断重组与构建。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危机是法治思想得以产生，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动因和政治背景；而法治思想的内容及实现方式的变化，又是不同时代下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反映，并由于特定的主导人物的政治认知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预射着政治秩序的构建。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历史循环往复的过程，而是伴随着其它因素(经济状况、政治权力归属、社会动员等)，变得日益复杂和深刻。但是二者内在的互动作用正是纷繁芜杂的表象之下近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质。 本文试图摆脱静态地分析法治历史的框架，在一种动态的立体的历史空间中论述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政治学的有关原理，借鉴中西方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来认识法治思想与政治秩序的互动，对法治最终式微的原因进行了探索和反思，不但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法治历史和相关诸因素，重新梳理出对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有益的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结合政治秩序的变动来研究，能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 论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法治、民主政治和近代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考察了与本文相关的法治、民主、政治秩序、意义秩序以及政治现代化等基本范畴，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传统政治秩序的危机和近代中国法治思想的萌动。主要对近代中国的外部危机的刺激和内部危机的加剧进行分析。传统政治秩序的危机引发了意义秩序的失范，法治思想正是国人在价值迷失的过程中，为寻求新的意义秩序而 做出的反应，黄遵宪代表了近代中国法治思想的先声，梁启超则是在政治上登上 中国法治舞台的第一位主角． 第三部分：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和政治秩序的双重变奏．这是论文的主体部 分．主要论述了戊戍维新和清末新政所引发的政治秩序的重构及其与宪政思潮的 相互促动；辛亥时期孙中山的法治思想及中华民国的缔造；后辛亥时期孙中山的 “党治”思想与全能主义政治下的法治及其局限，以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 囚共产党对宪政的追求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秩序的构建． 第四部分：分析了法治在近代中国式微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 进程进行了理性思考．主要从经济、政治、价值观念层面分析了法治未能在近代 中困确立的原困，重新估价法治在近代中国的社会价值，认为它为中国早期的政 治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 本文的新意在于：（1）借鉴了近代史新、旧范式的研究方法，从政治现代化 角度去客观分析近代中国的法治思想及其与政治秩序的互动；（2）从“互动”这 一视角考察近代中国的法治，试图摆脱困定地分析法治历史的框架，这是作者的 一个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