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两大市场发展势头强劲,为旅行社业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发展机遇。同时,旅行社作为旅游业的核心产业,其经营绩效对整个旅游业的效益提高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面对国内外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我国旅行社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更加迫切,应跳出以往单纯的追求规模总量,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协调旅行社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绩效评价是提升旅行社业生产效率与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从绩效角度出发,对我国旅行社业绩效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可以有效地审视中国旅行社业发展道路,促进地区旅行社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科技驱动。本研究从绩效评价视角探讨我国旅行社业经营管理问题,利用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以“指标构建-绩效测算-时空对比-对策建议”为研究主线,运用DEA方法、Malmquist指数法以及Tobit回归模型等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了旅行社业经营绩效的年际变化态势与地区差异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以为地区旅行社业判断各项资源的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提供定量数据参考,揭示省域间绩效水平差异的原因,有助于各地区更好地辨识提升旅行社业效率的最佳途径,为引导旅行社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规模、产业布局、产业结构的科学性提供依据,避免旅行社业发展的盲目性和无效性。通过分析最后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旅行社业经营绩效在时序上呈现波动性变化特征我国旅行社业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在2005-2015年间的效率值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阶段性不明显,波动性发展是我国旅行社业总体效率变化的基本时序特征。随着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行社行业规模的扩大只是旅行社数量、固定资产、从业人员数量等投入要素大量增加而造成的,并不是因为提高市场开发力度、调整资源配置结构、提升组织协调能力而带来的规模效益,生产要素和技术手段都没有充分发挥其效用。2005-2015年我国旅行社行业综合效率的平均值为0.749,纯技术效率为0.800,规模效率为0.938,旅行社业的规模效率高于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说明规模集聚引致的回报一直高于技术创新引致的回报,也表明一直到现阶段我国旅行社业的发展仍然以规模扩张为主要动力。(2)“两高一低”三种发展类型基本形成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到规模效率,省际间的差异性是普遍存在的。北京、上海、广东、海南等东部发达地区的省份,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比较完善,资本上的投入主要用于旅游产品开发,加上拥有较多高素质的从业人员,旅行社业整体上已经进入“高投入、高产出”阶段,成为形成最佳生产前沿面的主要来源,绩效水平较高;贵州、西藏、宁夏等西部省份,虽然旅行社产业规模总量不大,但是,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旅游资源富集、旅游产业和旅行社发展相对成熟,另一方面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其在政策上的倾斜和扶持创造了良好的投资建设环境,因此在产出上容易获得较高的效益,形成了生产要素的“低投入、高产出”;而甘肃、青海、新疆等省份,旅行社业整体上属于“低投入、低产出”的状态,表现出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与发达地区差距大。因此,我国各省份形成了“两高一低”的三种典型发展类型。(3)旅行社业空间集聚性不强从空间格局演变上看,规模效率相对来说较为稳定,但我国各地区旅行社业规模集聚效益一直不高;纯技术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变较为多变,年际变化显著,东部地区在技术利用上的优势显著,比西部纯技术效率高。由于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影响略强,大部分省份纯技术效率值又低于规模效率值,因此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率,引导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对提升各省份旅行社业经营效率有很大作用。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共同影响下,综合效率年际变化较为明显,空间集聚性不强,相邻省份在综合效率值上不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4)旅行社业经营管理建议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文从优化旅行社业内部经营管理及外部发展环境两个角度提出对策,为提升我国旅行社业经营绩效提供合理化建议。对内可以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加强资源开发、重视信息建设等加强对旅行社业的经营管理。而对外主要通过适应市场经济,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开放,鼓励旅行社产业的发展创新;加强行业合作,促进区域均衡发展;规范旅行社业市场竞争行为,引导旅行社整合重组等手段来进一步改善旅行社业的外部经营环境,从而为推动旅行社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