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一些理论家认为，杜威的伦理学是我们时代中最有希望的一种伦理学，他的理论比当代一些理论更具有启发性。我们不应该预先对这些评价做出判断，只有当我们理解了杜威的伦理学，我们才能说这些评价是否恰当。本文阐述杜威伦理学的独特的道德视野，以及杜威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并力图指明杜威伦理学的当代意义。杜威并没有刻意去建构一套伦理学理论体系，相反，他的伦理学作品大多数都是以道德经验为前提的批判，他的伦理学力图扫除阻碍我们行动的思想障碍。正如罗蒂所指出的，杜威的哲学是一种治疗型的哲学，其基本特征是对那些曾经困扰前人的问题予以消解。因此解读杜威伦理学著作时，无需试图去寻找一种“体系”，最好的方法是去熟悉他的道德视野。杜威的伦理学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伦理学。但是，从摩尔提出自然主义谬误以来，自然主义受到了许多批评。那么，杜威的自然主义是否可以成立呢?我们看到，杜威的自然主义伦理学并不是自然主义的批评者所讲的那种自然主义。杜威的自然主义伦理学把道德置于科学和经验的范围内，使得道德成为公共的和可检验的，以避免道德成为主观的和超验的。杜威的伦理学不是解答传统的伦理学理论问题，而是提出伦理学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行为价值问题。杜威强调的是，伦理学解决的问题不应该是传统二元论思维影响下产生的那些关于至善、终极目的等问题，而应该是和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当代伦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什么是伦理学的主题?伦理学家能够做什么?我们看到，杜威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事实上，杜威在弗莱彻之前已经提出了这种理论。我们看到，杜威的论述比弗莱彻的论述更为广泛和深入。杜威认为讨论道德问题不能脱离现实的情境，抽象地、孤立地谈论道德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道德情境具有不确定性，不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就不能真正解决道德问题。我们必须运用智慧，通过探究去求得问题的解决。价值和评价问题是杜威伦理学中最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既涉及休谟提出的事实和价值区分的问题，也是自然主义伦理学必须解答的问题。杜威并不把事实和价值等同起来，他的基本思路是分析价值中的各种要素，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来理解价值。他指出必须用作为智慧行为结果的享受来界说价值，因而，价值必须涉及到对享受的调节。这种调节涉及对目的和手段关系的重新理解。同时，杜威对价值的理解也为道德评价提出了新的标准。杜威指出，从广义上来讲，道德是人性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伦理学必须从人性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寻求解释。杜威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它既可以用来为善，也可以用来为恶，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引导人性，使得人性趋向于为善除恶。杜威指出，道德是社会的，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协调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如何改造社会，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使得解决问题的合作探究更有效，使得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发展。在杜威看来，社会因素不应该是被动的、限制性的因素，而应该成为积极的推动因素。杜威在他的伦理学中给了我们一些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总之，杜威的伦理学是对传统理论的一种超越。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杜威认为，伦理学家不是权威的代表，而是更多地关注问题和思考问题的人。他们的工作是批判性的或治疗性的。伦理学家并不承担发现不变的法则和永恒的善的义务。另一方面，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一种道德精神。道德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道德问题。真正的工作是培养一种道德探究精神，通过和他人的合作去解决道德问题。这或许正是人们把杜威看作哲学英雄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