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上世纪末中国现代诗坛中“第三代”与“知识分子写作”关于隐喻问题的纷争之后,现代诗歌进入了低谷,沉寂的诗坛面临历史的考验和困境。现代诗歌是“拒绝隐喻”走“口语化”的平民路线,还是“接受隐喻”并将其往纵深发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现代诗歌在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道路。隐喻不仅是一种古老的修辞手段,还是人类普遍的思维模式。现代诗歌作为现代主义哲学的最佳诠释者,隐喻与它一拍即合,之后两者的分分合合成为诗歌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在胡适和闻一多、李金发之间,在“政治抒情诗”和“朦胧派”之间,还是在“第三代”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争论的焦点无一不是集中在对隐喻的抉择态度上,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诗歌面临的困境,就是现代诗人对待“隐喻”的态度问题。隐喻如同一个出没在现代诗歌中的幽灵,它与现代诗歌难以斩断的情缘揭示了现代诗歌不能抗拒的宿命,同时也确定了现代诗歌对它的抉择——既然无法拒绝和回避,那么就选择接受,接受一个不断寻找、祛蔽的建构过程。隐喻是人类思维之根,它激发了人类最初的语言和文化,它是人类恢弘文明最坚实的奠基。因此,现代诗歌隐喻的建构是一个追根溯源的过程,即通过对原始隐喻思维的把握来寻找一种适合现代诗歌的隐喻,笔者把这种隐喻称作“现代诗性隐喻”,它应该是“万物一体的”、“情感的”、“创造的”、“素材是经验的,目标是超验的”、“意义的”。鉴于现代诗性隐喻的这五大特征,建构它作为消解现代诗歌困境的目的就成为可能。首先诗人必须树立“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不懈地在诗歌中“追寻形而上的意义存在”；在对现代诗性隐喻进行“感性构建”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万物一体’的自然情怀”、要“始终保持诗意的敏感触角”,要“始终保持诗意的生命沉思”；在对诗性隐喻进行“理性构建”时,可以通过“意象凝聚”、“诗与思的结合”、“隐喻思维的准确化”、“隐喻思维精确化”等方法来实现；最后还要对现代诗性隐喻的读者和“接受者”进行“现代诗性隐喻解读素养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