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被赋予更多功能的当下,手机等通讯设备可用于付款、转账等。第三方支付日益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交易的主要手段,但与此同时,借助设备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从事的犯罪行为也越来越多,非法占有绑定账户资金的行为在不同法院也会得出不一样的裁判结果。因此,有必要对非法占有账户资金行为进行分析梳理,统一认定标准,使罪刑相均衡。第一部分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在对钟某某抢夺案进行介绍的基础上,阐述本案实践中存在的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抢夺手机后的转账行为应当与抢夺手机的数额合并计算,构成抢夺罪;另一种意见认为,钟某某抢夺手机的行为与非法占有绑定账户资金后的行为应当构成两罪,但抢夺的数额未达到入罪标准,只够成盗窃罪;最后一种意见认为,钟某某抢夺手机的行为未达到入罪标准,转账和消费行为虽然触犯诈骗类犯罪,但也未达到入罪标准,因此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由此,引出本案的争议焦点:抢夺手机与利用手机上安装的支付宝消费和转移钱财的行为是否存在关联性、非法占有手机后使用支付宝转账行为的定性问题。第二部分对相关问题进行法理分析。针对上述争论焦点,一方面从司法解释、完成形态、概括的故意和犯意等理论对行为关联性问题进行法理分析;另一方面,首先从处分主体入手,界定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过程中的处分主体、受骗主体及其性质。其次从机器被骗、处分意识和处分权限理论入手进行法理分析。最后,从支付宝属性进行分析,界定信用卡信息资料和支付宝信息资料的异同。第三部分为本案的分析与结论。在法理分析的基础上,对本案钟某某非法占有绑定账户资金行为进行定性。一方面抢夺手机的行为已经既遂,支付宝使用和转账行为与抢夺手机的行为没有因果联系,是另起犯意。但由于抢夺的手机数额未达到入罪标准,不构成抢夺罪。另一方面在第三方平台转账消费时,处分财产主体是支付宝和银行、财产的占有者是银行、“受骗人”是支付宝。由于机器不能被骗、其没有处分意识和处分权限,也不能“自愿”去决定是否处分财产,而支付宝信息资料也不能认定为刑法规定的“信用卡信息资料”。因此被告利用支付宝转账和消费的行为都违背了他人意志,且数额较大,应当构成盗窃罪。第四部分为本案研究启示。一方面,抢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但在定罪上却难于扒窃等行为,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因此有必要降低抢夺罪的入罪标准。另一方面,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使用会越来越普遍、会成为人们交易的主要手段。虽然国家出台政策在不断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但非法占有绑定账户资金的犯罪仍会存在,并且类似案例在实践中认定不一,不利于罪刑均衡的要求。因此“两高”有必要出台司法解释统一此类案件的适用。在刑法不能灵活针对当前情形作出相应规定时,刑法的前置法应当及时予以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