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自提出已有20多年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之前已经有很大水平提高,但是系统的市场体系和健康的发展模式和环境仍没有完全形成,政策效果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因此“一带一路”此时的提出可以说为西部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并且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的为西部发展的转变给西部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但是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潜在制约因素制约甚至阻碍西部的发展。因此当前在西部经济发展的新环境下,确定什么因素影响并制约西部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明确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解决西部不能高速发展的顽疾。本文借助实证分析和理论工具一增长诊断法,寻找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用科学的一般性方法找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硬约束”条件,将硬约束作为制定政策菜单的靶约束进行改革,寻求适合西部地区的具体化发展战略,从而利用“一带一路”的新契机实现经济的起飞。探究制约西部经济在“一带一路”形势下最重要的硬约束,首先要用实证分析筛选出若干个与西部当前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从而进行下一阶段的增长诊断分析。进行增长诊断方法的原因在于：在低收入经济体中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但是针对各个因素进行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往往不是实现增长的必要前提。因此要明确哪个扭曲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最大,如果能够确定其经济环境中制约其社会福利提高的“最重要硬约束”那么只要在这个扭曲因素上施加恰当并且微小的推动力就能使经济出现惊人的增长。本文以增长诊断分析和筛选分析结合得出投资效率是制约西部在“一带一路”下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投资的低效率使得西部经济的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当前的“硬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软环境”—金融体系构建和政策的沟通,明确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作用和传导至投资效率才能在政策菜单制定时对症下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增长诊断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较为系统的论证投资效率为“一带一路”下制约西部发展的“最重要硬约束”；增长诊断法最初是为诊断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问题而产生的,而针对某一特定经济区域的运用还很少,从这方面来说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不足之处在于在探究影响“一带一路”下制约西部发展的扭曲因素菜单时不能将所有影响因素涉及,而只是阐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扭曲因素；由于“一带一路”的展开在目前属于前期阶段,在后续发展中可能面临不可预料的因素和政策,因此研究结论和建议适用性就存在局限性。本文分为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理论基础,涉及到大推进理论以及其发展创新理论一增长诊断法。第三部分介绍“一带一路”新环境下识别制约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硬约束”第四部分主要在确定了最重要的硬约束投资效率后,分析“硬环境”和“软环境”如何对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第五部分就是结论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