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透明国际公布的2009年度的国际清廉指数中,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79位;在2019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位居第72位。这一进步与我国近年来大力倡导反腐倡廉不无关系。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制度建设日益完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不断抓紧制度的牢笼,致力于使政府官员达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状态,我国政府对于腐败零容忍的强硬态度给社会各界均敲响了警钟,带来了明显的改善效果。现有的关于反腐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反腐途径以及如何提高反腐效力的宏观研究之中,对于反腐败与企业微观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反腐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层面,对于企业自身对外进行的反腐败信息披露研究较少,企业非效率投资暗含着腐败行为,企业对外进行的信息披露在传递过程中媒体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本文将对反腐败信息披露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以及媒体关注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反腐败信息披露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反腐风暴的进行,各行业公司均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腐行动。本文基于十八大以来大力倡导反腐倡廉背景,以2016-2018年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反腐败信息披露行为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以及探究媒体关注这一外部治理机制如何在上述两个变量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对于反腐败信息的披露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对于投资过度、投资不足均有显著抑制作用;第二,媒体关注对于反腐败信息披露和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使得反腐败信息披露对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得到强化;第三,媒体关注可以显著调节反腐败信息披露和投资不足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反腐败信息披露和投资过度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对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需要政府、媒体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政府需要完善企业的社会责任披露机制,对于企业反腐败信息的披露有明确的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性作用,鼓励企业高质量的披露反腐败信息,使企业认识到进行反腐败信息披露有利于融通资金、提升投资效率;媒体机构也应积极发挥作用,保持行业高度的自律性,一方面发挥自身的信息中介作用,另一方面充分的展示自身的外部监督作用;企业也应当提高对于反腐败信息的重视程度,优化企业的治理结构,完善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多方位解决内部存在的非效率投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