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学科出现的“空间转向”，成为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空间”这一议题，成为不同学科注目的焦点，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立场鲜明、卓有建树的见解。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指出，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列斐伏尔的巨著《空间的生产》也全面讨论了空间的性质，指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台”，相反，在他看来，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空间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不能单纯化约为几何学，而是被赋予了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意义。人的参与赋予了空间存在性，有了人的参与，空间才产生了意义。《子夜》，出自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作家茅盾之手，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也是当时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在谈及三十年代初构思完成《子夜》的动机时，茅盾本人也表示，他是希望在当时关于中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争论中，思考这一问题。而在对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05年)检索信息分析后，笔者发现，迄今为止，在对《子夜》的各种研究中，研究者的重心大都侧重于人物形象、艺术结构及语言形式等，似乎尚未涉及《子夜》的空间形象问题。基于以上理论观点和研究背景，本文从《子夜》中选取公馆、交易所、农村、工厂等作为主要的分析研究对象，在运用现代性、叙事学和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揭示其在《子夜》中具有的空间意识形态，同时，将它们与茅盾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思考加以联系与阐释，力求从全新的角度使研究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正是茅盾对于空间意识形态的客观顺应，从而使“形式”化了的空间，表现出各方丰富的“所指”。利用空间形象，传达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信息，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蕴含的隐蔽语义。让我们利用这一切口，挖掘出文学作品的深层主题，从不同角度对他们进行关照，重新诠释了人与空间的关系，及其社会的性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