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清末宪政改革中的重要人物,在清末宪政改革中,他以疆臣之首和中央枢臣的独特身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袁的宪政实践已多有研究,而对其宪政观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本文对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袁世凯的宪政观来源、内容、特点、水平及仿行宪政方法等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探究,希望能对今后袁世凯宪政观的进一步研究有所帮助。在宪政观来源上,袁世凯对宪政知识的了解主要得益于各种新式报刊书籍和幕僚、属员及出洋留学、游历人员的建议或条陈。这些宪政信息来源渠道为袁世凯宪政观的形成和以宪政观指导的宪政实践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帮助。在地方自治制度上,从自治与官治关系的角度,袁世凯认为地方自治的功效在于“辅官治之所不及”,因此,他主张自治应置于官治严格监督之下,并要求地方自治要“依法自治”。从地方自治与宪政关系的角度,袁世凯认为地方自治制度是预备立宪的基础和根本,因此,他又尽可能的给予地方自治以宪政的许多特征,尽可能的赋予地方自治机构以极大的权限。在以上两种既旧又新观点的指导下,袁世凯对天津地方自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也新旧杂陈。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关系上,袁世凯的宪政倾向总体来说是“君主总揽下的三权分立”,对照于日本模式便是“大权政治”。他对行政权极为重视,强烈主张设立实权的责任内阁和实行严格的国务大臣负责制,这些主张集中体现了他对君权的限制欲望,但总体上并未突破大权政治的模式。司法上,袁积极赞成司法独立,他接受了许多进步的西方司法观念,但在具体实践审判厅制度、监察官制度和西方狱制时对行政权的让步也体现了他司法独立观的不彻底性。此外,袁世凯对于如何仿行宪政也有自己的看法。立宪预备之法、开官绅之智和试点办法是袁最具特色的行宪之法,袁宪政实践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便得益于这些正确的方法。纵观袁世凯的宪政活动和宪政观可知,在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的宪政体制改革中,袁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动机既有私心,更有真意,并非全部投机。其主张新旧杂陈,进步与滞后同在,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但是,其水平却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