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国土被瓜分的危险,戊戌变法应运而起,企图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诸项制度进行改革,但由于守旧派的阻挠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后守旧派意识到自身的统治危机,也开始着手各项制度变革,即所谓的第二洋务运动或者说“光绪新政”。从1901年改革教育制度,书院改组为学堂,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到1902年至1904年间陆续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近代学校制度才得以正式进入中国。之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确立学部为教育行政制度的最高机关,进一步加速振兴近代教育。这一系列的行动缺不了张百熙、袁世凯、张之洞等开明派官僚的努力,他们招聘日本顾问、教习积极向中国引进近代教育。据实藤惠秀推定当时被招聘到中国各地的日本教习,最鼎盛时期即1905年至1906年之间人数可能超过5、6百人。日本教习遍布全国,活跃在小中高各个阶段教育和专业教育。辛亥革命爆发后,大部分日本教习回国,但不乏继续留任者,且后来又渐增长,但再未达到清末顶峰时期。四川省(包括现在的重庆市)属于中国的腹地,位于四川平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被群山包围,虽位于长江上游但水流湍急,水陆活动均不便。但是,在清朝末期大批的日本人赶赴四川,他们或是旅行或是经商或是从事教育。现在关于日本教习的先行研究总括性的研究较多,关于四川省的日本教习的研究还少,并且在这些研究中日本教习的人数还可补充,关于他们的行动和影响也没有被详细研究。因此,在本稿中围绕清末民国初期在四川省就任的日本教习这一对象,以清末时期为主,确定其人数,从其教育活动和社会活动两方面考察分析其行为目的和产生的影响,并从中日两方人员的角度的评价,结合日本的企图对日本教习进行全面评价,论述其影响。在本文中,首先介绍这一时期的时代背景和相关的先行研究,在第一章讲述并分析清末开始聘请日本教习这一事件的起因发展衰落及其原因。第二章首先描述当时四川省的状况以及和日本人的交流,接下来就那一时期四川省境内执教的日本教习的人数,在与先行研究对照前提下增补新发现的人数,并以地域、学校层次、执教科目为标准进行统合分析,然后将他们的行为,分为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两方面分别进行论述。第三章中,针对日本教习的行动,讲述中日两方的评价,再结合对清教育策论述日本的企图,进而分析日本教习的来华动机。最后讨论日本教习在历史上的定位,总结本文的不足以待日后继续研究。日本教习来华是各种原因交错导致的,他们的行动也是良莠不齐,因而难以论述他们的对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并不因其时间的短暂和失败的效果而受到影响。可以说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上,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或者说更深远些。在中国的新式教育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数百名日本教习亲手帮助我们巩固了其基础。在四川省的日本教习虽然只有一百余人,虽然里面混杂了品质低劣的人、别有用心的人、只求个人利益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知识、教学方法和管理制度等。所以,作者认为日本教习中虽然不合格者众多,但将他们全部定义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无视部分优秀教习的作用的话有失偏颇,应该分别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