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和《人间词话》并称为“晚清三大词话”。它们共同处于中国古代词学史的终结期,是我国古典词学的集大成之作。陈廷焯、况周颐和王国维三人同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期,面对古今之变、中西之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文化情境,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三大词话都以“词境”作为词学审美标准,然而正是由于价值选择的差异,它们的“词境”论,在对所论“词境”的文化精神本体、审美特质、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批评实践等方面,却各自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表达。三大词话本质上都是以“词境”论为核心的词学理论形态。《白雨斋词话》以“温厚”为词境之精神本体(价值本体),以“沉郁”为词境之审美特质,以“比兴寄托”为词境之艺术表现方式。陈廷焯以回归主流诗学的方式,体现出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皈依。《蕙风词话》以“性灵(词心)”为词境之精神本体(价值本体),以“重拙大”为词境之审美特质,以“即性灵即寄托”为词境之艺术表现方式,况周颐把个体生命的充盈及其原本的自然生机活力,作为人的生存价值的基点,体现出对于传统主流文化的某种异质性色彩。《人间词话》以“真”为词境之精神本体(价值本体),以“要眇宜修”为词境之审美特质,以“不隔”为词境之艺术表现方式。王国维把现代生命哲学和悲剧诗学思想融入进词学,体现出洞观宇宙人生悲剧性真相的现代价值选择。由于三大词话的“词境”论在所论词境的文化精神本体、审美特质和艺术表现上的差异,它们在以“词境”为审美标准去考量同一词史和相同词人词作时,便有着各自不同的词史观和词学评价。如果把“晚清三大词话”作为一个整体的词学生态,我们从它们各自不同的“词境”论就会看到,它们不仅反映出对词的审美经验上的嬗变痕迹,更体现出在文化精神上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文化逻辑。正是由于这种嬗变和逻辑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所以三大词话提供的,就不仅是词学本身集大成的丰富性,也是我们窥见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之复杂性的一个窗口,而这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