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阿尔佛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兼有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他基于人类已经进入核武器与现代通讯时代的现实,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以指导外交实践。他的外交思想不但对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而且在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在研究基辛格时,始终不应忽视其双重身份。长期以来,国内外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在基辛格研究中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将基辛格视作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单纯以现实主义理论框架解读。但与此同时却鲜有学术文章论述或证明,为什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视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其理论硬核是物质本体论,由物质本体论又衍生出了现实主义的几个前提假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单一国家假说和理性国家假说。本文以物质本体论与现实主义基本假说为参照物,检验基辛格外交思想是否符合现实主义的特征。检验的结果是,基辛格外交思想突破了现实主义的物质本体论。进而,本文又将基辛格外交思想与观念本体论的建构主义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论是,基辛格外交思想体现了建构主义的一些特点并得出了一些与建构主义相似的结论。基辛格不仅是一名学者,更是一名实践者。他的志趣并不是创立一套学术理论,而是解决实际的问题。因此,如果仅仅用某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框架来解读基辛格的外交思想,很可能遗漏其内容,掩盖其本质。近年来,以塞缪尔·巴金(Samuel Barkin)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开始努力寻找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的可能性。兼有双重身份的基辛格其实早己在实践中注意到这一点。本文全面研究了基辛格主要的学术著作,发现基辛格的外交思想是基于一种选择性双重本体论。这种独特的本体论同时注重物质与观念,并且认为二者的重要性排序会根据每个阶段不同的人类技术现实而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基辛格所处的核武器与现代通讯为特征的时代,物质权力的竞争已经失去传统的意义,改变对方的观念成为国际政治中至关重要的目标。基辛格整套外交思想都是在这种选择性双重本体论之上展开的。基辛格的外交思想也并非缺乏体系,其内容主要分为国际和国内两部分：国际部分,他认为外交思想的关键是建构对方的观念与意识；国内部分,他强调外交决策的关键是实现自己的意志。基辛格具体的外交政策(包括有限战争战略、对苏缓和政策、对华政策、越南战争政策等)都是符合这种选择性双重本体论的。既往的基辛格研究,都在认定基辛格为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前提之下,挖掘其现实主义形成的根源。本文对基辛格所处的时代、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学术经历重新溯源,寻找他形成独特的选择性双重本体论的根源。研究理论是为了指导实践。人类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冲突与战争。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国家,在共同发展中正面临着这一困境。从基辛格选择性双重本体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核武器与现代通讯的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物质前提已经发生了变化,意志的力量有着前所未有的活动空间。如果说,既往大国交替的历史悲剧是限于物质性,那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希望就在于发挥人类伟大意识的能动性。本文对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有助于为这一前景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