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度是个隐逸的派别。这一派别所引起的争论并不仅仅止于文学方面,它的影响也不仅止于文学方面。一直以来,中国的文人总是背负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义务,他们缺乏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形态,甚至自己的文化,而京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掀起了自我的旗帜,发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尽管微弱。京派所引起的许多争议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沉默,都是因为他们背离了中国文人的传统,背离了人们对中国文人的传统期待。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背离,京派以及京派文学,具有了他们独特的意义。京派经过长期的酝酿逐渐小有气候,可以说是从《骆驼草》杂志创刊开始的。通过《骆驼草》这个平台,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本文从《骆驼草》时期主要京派文人的思想以及对他们作品分析的角度来观照当时的京派文人。京派文人的写作本身具有自己的主体意识,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是一种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左翼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也迥异于当时流行于上海的“海派”文化。京派文人的的写作具有时代的叛逆性和模糊性,然而其中蕴含着深沉的文化因子,文化含量非常高。他们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凭借渊博的东西学知识,凭借在乱世中长期积淀的深沉的生活阅历,分别尝试着用不同的新形式来表达自我的心灵与思想,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对人生意义对生命哲学思索,探求一种最适合自己主观性发展的理想而合理的生活方式。通过《骆驼草》我们可以看到从1929年到1931年间某些至关重要的前期京派文人的心路历程和思想缩影,进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了解和把握“京派”这一占据文学灵魂地位却长期处于政治边缘的文学流派。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帮助填补现代文学史上京派研究的薄弱环节。京派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凸现出来后,研究者大都是比较注重京派作家个别研究或者对京派进行整体理论探讨。还很少有研究者关注和研究“京派和杂志”这一领域。因此,应该说《骆驼草》周刊的研究还有着非常广阔的空间。